提起汉武盛世，首先出现在脑海中的便是富裕。
中学课本上讲：粮仓中的粮食吃不完，新粮压着陈年的旧粮，导致很多粮食烂掉；刘邦身为皇帝，御车所用的4匹马都凑不齐一个颜色，但汉武帝时期牛马遍地，如果骑一匹母马上街会被人看不起；钱财也多到用不完，大批钱财因为长时间不用，导致穿钱的绳子烂掉……
而与此同时，农民的赋税只在人口税上增加了一点，其他分文未加。
那么在一个农业社会，汉武帝时期的国家财富是如何增加的呢？
一、生财有道
作为农业社会，国家财富的聚积竟然不以增加农业税为主，这恰恰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
当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之后，大家自然希望进行一些高消费，比如喝好酒、吃好盐，使用铁质农具等。而盐、铁、酒的产销都控制在国家手中，严禁民间经营。这种垄断式的政策为汉朝国库充实了大量财力。
国家富裕了，就会带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了，就会提高生活水准。而农民的地租并没有提高，甚至还遇到了几次大规模的减免，手中余钱多了就会促进消费。
如果国家以收取苛重的农业税为创收手段，那么就会造成百姓想喝酒却不能喝，想吃盐就铤而走险，铁质农具用不起就自己砍树造木制的。反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汉武帝一朝国家虽然富强，但经过文帝、景帝两任的熏陶，皇室生活并不奢靡。当然皇帝还是要求地方进贡的，只不过贡品不是自己享用，而是就地买卖，赚来的钱充实财政。
为了将更广阔的人群纳入自己的经济政策，汉朝重点打击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他们为商人上独特的户口，成为专门的商籍。商人子孙后代都是贱民，不得拥有大规模田产。
看到这里很多人有疑问了，自古商人就是促进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如此重农抑商，国家财富如何流通呢？
二、杀鸡取卵
看过《大秦赋》的朋友应该对秦国灭韩有印象。秦国并没有对韩国进行高强度的征伐，而是利用经济战，引诱韩国百姓都去制造兵器，导致田地荒芜，国家无粮可食。
由此可见，古代的农业生产是非常薄弱的，一旦错过农时就会耽误一整年收成，继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稳定。这是其一。
其二便是封建王朝普遍没有建立良好的商业制度，也就是与商人共享社会财富。商人的财富增长是国家的财政流失，自然要进行重农抑商。而作为反例，宋朝的经济富强就是因为探索出了一条与商人分利的有效机制。
汉武帝时期对商业活动的歧视性政策包括每批货物的估值以2000文为征收单位，每2000文货物征收120文的税。如果货物是用车拉的，车需要征收240文的使用税；如果是用船，船需要征收120文的使用税。
同时货币的发行权集中在中央，严禁地方与民间私铸。货币政策也是抑商的重要手段。因为古代货币是铜钱，只要有铜矿和钱模就可以铸钱。那么谁有能力铸钱？自然不是普通百姓。
商人不得拥有大量土地，盐、铁、酒这类重要盈利方式也不能参与，那么民间铸钱就是投资热门。而汉武帝杜绝了地方和民间一大利源。
有人又会问了，不能买房置地，不能创收，不能投资。商人手里拿着这么多钱是要出事的。
其实不然。因为在前文中讲过，汉武帝命令各地贡品就地买卖，这就是要断了商人的财路。也正是因为与商争利，让汉朝一改初期经济困乏的局面。不过这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操作模式让汉武帝后期的经济崩溃几无回转余地。
设想如果汉朝与商人可以有效分利，即使商业规模并不繁盛，也能为汉朝的财政持续补血。而不是最后无饭可吃。
汉武帝的伟大在于文治武功。尤其是对匈奴的政策上，可以说为后来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提供了非常典范的标杆。
而战争就需要巨大的资金花费，更何况汉武帝有段时间几乎是一年一战。这种一年一届的战争频率可不是随便哪届政府可以承担地起的。
重农抑商只能保证国家财政宽裕，但是无法胜任巨大的战争开支。那么钱从何来？只能从有钱人家里抢来。
首先汉武帝将地方豪强强制迁往自己的陵墓所在地。这些地方豪强一些搬不走的财产，比如房产、田地就只好充公了。
由于富商与豪强基本不分家，趁着强迁的档口，官吏对富商进行名正言顺的直接掠夺。大量有钱人直接破产，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汉武帝一朝可以说是商人最黑暗的时期。
三、给汉武帝当农民
在汉武帝时期当农民的风险还是很大的。由于频繁的战争，导致兵役频率增加。汉武帝又好玩，喜欢四处领略祖国大好河山，苦役强度也增加了。
虽然农业税几乎没有增加，但汉武帝后期的经济崩溃直接席卷了全国，每个农民都躲不过去。只能说与当时的富商比比，农民反倒成为最安定的职业了。
但在历史的大浪潮下，人们提起的都是汉武盛世，至于当时的百姓是死是活，反倒让很多研究历史的人选择性忽视。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侃大山
参考资料：《汉武帝和他的时代》、《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