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发出的关于倪光南院士如何离开联想的视频，得到了许多网友们的关注。
其实，很多人都在不断地发出设问？那么柳传志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有没有错，有没有罪？错在哪里？罪又在哪里？为什么这个问题被质疑了那么多年，就没有一个结果呢？如果倪光南院士没有出走联想，那么现在的联想又会是怎么样？其实当初在写上一条视频文案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关于一个科学家和一个企业家在内心世界和性格上是怎样的一种格格不入的。在这件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双方的态度又是如何转变的。柳传志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真的是大奸大恶之人，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法制昌明的国家，怎么会授予他那么高的荣誉，怎么会允许他一直领导着联想发展到现在？
而倪光南院士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起初也是联想三顾茅庐请来的专家，可以说是为联想的发展做出了及其大的贡献，如此重要的角色，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联想抛弃，最终离开联想的呢？带着这些问题啊，我再一次去发掘了许多资料，这一看啊，不打紧，感觉真的让我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今天啊，我就赶紧把这些新的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从一个角度去审视联想过去发生的这些往事，应该可以为大家解开这些谜题。
好了，现在让我们的时间回倒过去，倪光南院士和柳传志也曾经有过10年的亲密合作。这十年间，可以说，柳传志确实是把倪光南院士当作是神来供着的。
倪光南比柳传志大五岁，比柳传志早8年到中科院，柳传志到中科院的时候，倪光南当时已经是个明星科学家，他在加拿大科学研究院工作，一年的工资就是2万美金，是中国薪资的足足70倍。在1984，联想起初成立的那个年代，还没有企业家的概念，那个时候，人们能够想到最贴切的称呼，恐怕应当就是个体户了吧。那时候的柳传志，还只是新技术公司里面岌岌无名的一个副经理。相比之下，两人的身份地位有着悬殊的区别，或许，这一点，也为二人10年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种子。
也许这些年来，在诸多网络自媒体的描述下，柳掌门，已然就是一个十恶不赦、心机叵测的大反派。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如果要说倪光南院士，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正是柳传志极力推荐的结果，你们会相信吗？而1990年科学院给优秀企业柳传志奖励的一套房子，也是马上转手送给了倪光南院士，你们会相信吗？联想当年买的第一台奔驰，柳传志指定就给倪光南院士专用，你们会相信吗？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被记录在一本叫做《联想局》的书里。
今天我就以《联想局》这本书所记录的角度，让我们再次重新回到30年前，看看倪光南院士和他的芯片梦想的故事。
1985年，倪光南带着他的联想汉卡的所有技术，加入计算所的新技术公司。当时他的要求是，不当官，不接受采访，不参与应酬，只搞技术。当年，他的汉卡大获成功，为新公司带来第一桶金，在接下去的10年里，汉卡总共推出了八种型号，一直为联想持续创作利润。而汉卡的命运也如同倪光南在联想的命运一样，在10年后慢慢走向了终结。
倪光南院士在联想的地位，一度被柳传志推得很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可以说，只要是倪光南的意见永远都是对的，无人可以反驳。
倪光南也说：从1984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1991年开始，由于个人电脑系统的升级，486系列电脑开始有了独立汉字处理能力，联想汉卡销量开始下滑，倪光南的研发项目亦开始遭到北京联想李勤的质疑。他们发现倪光南立项太多，联想根本无力一起上几十个项目。而在以前，在联想柳传志立下的规矩是没有人敢质疑倪光南的。
1992年春节，负责北京联想运营的李勤，希望通过设立总工办，建立立项制度，来引导研发团队往经济效益靠拢。这一次，他与倪光南第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而这也为未来联想种下祸根。倪光南甚至打电话给柳传志以辞职来威胁，最终，李勤和柳传志做出妥协，取消了总工办，但保留了立项审批权。
自此，倪光南与李勤开始不断发生矛盾，倪光南是科学家，他从来不怕失败。而李勤是经理人，要求研发能够产生效益。
而此时的柳传志，1986年，开始当上了计算所公司总经理，并提出了国有民营战略，柳传志将联想的民营化正式摆上日程。1988年，由北京联想、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和香港导远公司一起在香港成立了香港联想。北京联想和中技转公司两家国企共持股67%，吕谭平等四名港商控制的导远公司持股33%，原始股本为90万港元，三家公司各出资30万港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技转公司的董事长，就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1992年，倪光南跟李勤爆发第一次正面冲突的时候，柳传志则正在为了准备香港联想的上市，而进行增资扩股到一亿元。这一轮增资中，技转公司放弃了增资，让出了30%的股本，而香港导远公司则表示只能拿出10万港元。这样，如果香港导远公司如果放弃增资的话，那么，这次国有民营的策略就等于彻底落空了，一方面，柳传志需要香港公司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家外资股东在股权上可以跟国资制衡。因此1993年柳传志以在香港收购的小主板公司的名义，向中国银行贷款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并把其中的552.58万美金通过香港南明公司借给了香港导远，让他负债持股，保住了股份。
1993年，李勤和倪光南的矛盾加剧，那一年北京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早有怨言的倪光南便到科学院把李勤给告状了，科学院打电话给正在香港准备上市的柳传志，在柳传志的力保下，才把李勤给留了下来。有些文章指出，这是柳传志在借李勤打压倪光南，其实，我认为这在当时也是必然，一方面，倪光南院士是个内心清高的科学家，科学家为了研究可以不顾一切。而李勤和柳传志骨子里是商人，他们严重的考核指标只有销售业绩。
在汉卡没落之后，联想亟待转型，寻找新的利润点。而研发中心投入80多万的多口卡等项目，都没有成功，这样一来科学家和商人之间的矛盾就必然显露出来。
1994年，倪光南院士跟总裁办之间再一次因一次更换司机的问题，把矛盾再一次升级。从表面上来看，车队长担心院士的安全，把他的司机换掉了。倪光南院士则认为此事有针对他挑衅的嫌疑，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似乎是车队队长)在车队造谣说赵明漪(倪妻)曾找老蔡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这封信成为导火索，终于把柳传志也牵引了进来。柳传志要给倪光南换司机，是因为原来的司机连续出了4次车祸。倪光南因之而大发雷霆。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在香港为上市冲刺的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
柳传志在信中激动地质问倪光南：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身上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尽管与柳传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显然不了解柳传志，他不知道柳传志是那种遇柔则柔遇刚则刚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传志给他写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决定。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此时对于身在香港的柳传志来说，香港公司是他实现国有民营的最终梦想，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清晰知道跟体制的制衡和抗争中消耗了太多他们的斗志和精力。冯仑在他的《野蛮生长》中提到，民营企业家，是最被边缘化的群体，从草莽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扶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时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于是，与利益集团的博弈、摆脱体制束缚，往往成为了企业经营中的主旋律。
一个月之后，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上次事件留下的不愉快虽然没有消除，但是倪光南自信满满，认为柳传志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因为，这10年来，柳传志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说过不字，但是，他没有想到过，一个月柳传志给他的那封信，他仍然没有回复。多年后倪光南颇为心酸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柳传志10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
柳传志在给吕谭平和倪光南的便条中说到，他已向倪光南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板卡是长期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但联想是企业不是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体要具备有销售市场能引进最先进技术、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开发人员4个条件。柳传志说上述4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柳传志是典型的商人思维，从联想第一次亏掉14万开始，他就树立了谨慎形式的做事风格，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芯片开发的投入实在太大，回报期无法预估，作为经营决策者，他不愿意让企业去冒着这风险。不如发挥制造成本的优势，拓展市场树立品牌。
而倪光南院士则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以前在联想，只要是他的意见根本没人敢反对，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他他的背后有柳传志的支持，现在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
1994年，倪光南发现柳传志在香港联想增资扩股中，柳向吕谭平借款负债持股事件，因此他开始向中科院领导控告柳传志，这是倪光南第一次状告柳传志。他以科学家特有的韧劲，要坚决和柳传志干到底，他要告倒柳传志。倪光南认为，借港商552万港元使其负债持股，是让港商赚了大便宜。对此说法，柳传志表现得相当气愤，他认为 倪光南完全不懂得经营，瞎算账迷惑人。
为此科学院曾经组织力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确是对倪光南不利。调查组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但是这结果显然不能令倪光南院士满意，接下去先后有中纪委、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局组织调查。
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联想集团总部六楼会议室里。在联想公司200多位中高层的见证下，李勤宣读了联想董事会文件[联董字(95)号]《关于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总工程师职务的决定》：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这一次博弈，最终以倪光南院士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结束。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香港联想上市之后，由于存储的板卡销售不出去，一度造成亏损，股价最低跌至0.29港元，为了拯救香港联想，柳传志决定把北京联想整合进香港联想。
经过连串操作后，联想股票大涨，当时在许多人看来，北京联想完全有条件自己上市或买壳上市，把北京联想那么多专利技术和资产注入香港联想，令许多人都想不通。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就如网络上的媒体人所说：他身上有着远比民营企业家严格得多的种种党纪和单位规定的束缚。假若柳传志不走这一步，只是按部就班地当一名国企干部。那么在外有行政，内有异己的权利体制中，他是否能一直将江山牢牢攥在手里？能否让联想走得更远？为此他必须走出这一步。
挣脱体制的束缚，究竟是出于私心还是为了联想的发展，除了当事人，谁也无从得知。但从结果来看，吕谭平影响了整个联想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北京联想注入香港公司，让联想既有了外资上市公司的保护壳。在法理上，有中科院的国资作为最大股东，联想仍然具有国有企业的身份，享受着政治上的地位与待遇。
这一步走完，乾坤即定，让联想后来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令世人诟病，导致了现在针对联想的口诛笔伐。
而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这一事件，也再次让倪光南院士状告柳传志。
1997年8月，中科院曾组织院监察、审计、高企等司局并配备财会人员，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带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最后结论是 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有违法违纪问题。
9月6日，倪光南突然通过互联网，恳请联想董事会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 9月7日，倪光南再次向互联网发出言辞恳切的自我批评。声明：这次解聘事件促使我深刻反思，觉得自 己负有重大的责任。我认为经中央批准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应作为统一分歧的基础，其主要结论是：‘联合调查报告中提出 的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是基于当时客 观条件和北京联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还清全部贷款和利息。’这样，我将遵循这个报告不再上告。我愿 在此：一、向柳传志同志公开道歉，因为当我把负债持股作为‘流失’看待时，实际上就错误地理解了他的动机。二、从此停 止上告，请有关部门对因调查造成的经济损失做出评估，我愿为所有提过意见的同志们承担赔偿。三、院领导有无可能将19 95年6月对我所作的结论稍作调整，例如从‘诬告’调整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类。
就这样，关于倪光南院士和柳传志直接的柳倪之争，就此落下帷幕，而在外界一直传闻的，关于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之争的传闻，也就此画上句号。
但是关于各种原因的猜测，却从未停止过。除了技贸之争，还有人猜测是倪光南院士和柳传志，是在争夺未来企业的主导权的问题，到底未来企业是由科学家来主导，还是由企业家来主导，这个问题，当年在中关村也曾掀起一场风暴。
关于这个猜测背后的真相，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联想股改以后，据倪光南院士的说法：联想的股改是不成功的，科技人员改革后占比为0%，实际控制人员（比如柳先生等人）却增加到了16%。而高科技公司只有联想的股改是越改革控制人员股份占比越多，而别家公司却是相反，改革后科技人员占比越来越高，实际控制人占比越来越低。比如说：苹果公司乔布斯原来个人股权是45%，改革后变为0.5%。微软公司比尔盖茨原来个人股权是64%，改革后变为1%。华为公司任正非原来个人股权是80%，改革后变为1.4%。苹果、微软和华为这三家公司股改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稀释，都给了高科技人员。也许也正是这些企业对于高科技人才的重视，才让这些企业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倪光南院士同时也否认了自己告状与技术是否要主导联想有关，我是总工他是总裁，我当然要听他的，而且钱在他手里，不批钱 研究没法开展。这一点，我们完全应该相信倪光南院士，因为无论是他潜心研究，为联想的核心科技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好，或是为了捍卫国有资产流失，起而愤告柳传志在工作中涉及经济问题也好。相信他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理想世界的纯洁，而非仅为一己私利。
也许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理想化、清高、内向、执着、不言败、不放弃、不通世务等等这些科学家的特质，放在科学研究上是就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联想终归是企业，而非科研机构，在他眼中的成本、利润、投入产出比，让企业活下去才是他的首要目标，两者看似是不可调和的。其实本质上还是未能给与科技研发人员给以更多的敬重。未能把科技基因熔炼到企业内核中去。因此在企业发展中如何平衡好两者间的关系，不应该仅仅体现在表层的关怀层面，更应该在企业的体制权益内给与更多的尊重，让技术能够跟企业效益挂钩，真正人技术为市场服务。
倪光南院士离开以后，联想在贸工技的路上开始快速飞奔。
而同一时期还是小兄弟的的华为，则继续沿着技工贸路线继续发展。在95年的时候，联想的销售额是67亿，是华为的4.5倍，只过了短短5年，华为的销售额就超过了联想，截止到2018年12月，联想的市值是81亿美元，华为估值后能达到4000亿美元，两者的距离相差50倍！
而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司马南对联想和柳传志发出的质疑和追问，这些历史的沉渣再次被惊扰泛起。随着网络声讨的声音此起彼伏，联想再次被抛到了风口浪尖。关于柳传志的罪与错的质疑，也一直未有停歇过，今天呢，根据我们对历史的回顾，根据中央以及中科院工作组的调研结果来看，柳传志的做法是显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司马南能够找到什么新的证据，那我们也就拭目以待了。
但是就柳传志在股改中，未能把科技研发核心团队纳入股东体系，给联系赋予科技基因，我认为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而倪光南院士呢，则1999年离开联想集团后，主要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曾经担任过第五、六届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不仅获得了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终身成就奖，也获得了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他在后来也加入过方舟一号芯片项目，但是最后夭折，倪光南院士内心的善良和理想化，也一直被人利用，方舟一号失败以后，他甚至主动到科技部为自己的看错人而负荆请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