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环境伦理学的书中有必要对生态问题的原因进行定位。我将讨论那些认为是由人口增长、富裕、技术、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因素引起相互关联的复杂生态问题的理论。对这些主题进行适当的处理所需要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要比我所运用的宽泛得多，这的确超出了道德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但哲学可以用来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范围要比语言分析的全盛时期所认为的宽泛得多，这一点大家可以在诸如《伦理学》和《哲学与公共事物》等期刊中看到；在哲学被这样运用的时候，还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解。其实，在目前试图阐明理解问题和解决可能需要的理论及原则的过程中，显然有必要这样做。剩下要做的是欢迎有关各学科的专家批评指正；然而，要是仅这一点就使非专家人士停滞不前的话，那么，交叉学科的研究就永远都不会开始了。但在研究引起生态问题原因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探究。

人口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各种生态问题（除了人口增长本身）都是由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引起的，或者要是没有这种急剧增长的话，生态问题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世界人口（结果比预期的提早）实现了每三十五年翻一番，因此，与此相适应的是人类经济活动和人类自身产生的废弃物的翻番，以及人类消耗的食物、能源和矿物资源的翻番。人口增长同时也造成了污染的加剧和荒野的大面积迅速消失，人口增长也会使土壤因过度耕作和过度放牧而贫瘠板结，人口的增长还造成了化石燃料和矿物耗竭。总之，这一理论认为，非人类的环境将无法维持或是无法继续承受持续上升的人口增长率；该理论认为，除非不仅人口增长速度停止而且人口增长本身完全停止，否则，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从意愿上讲，人口确实应该有所减少。每增加一个人就要给地球资源增加一份支出，这就是地球资源已经超载的原因。

很难说这一理论毫无价值。毕竟，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人口数量一定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一限度，自然环境是无法承受的：地球及其各个地区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理论认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类共同体都加剧了环境的恶化未免太过于想当然了。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许多社区长期以来都一直保持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肥沃，运用一些技术，如排水、筑梯田来提高土地的肥力；而且他们的废弃物，不仅没有污染土地，反而还重新回到了土地的自然循环中。这种与土地的和谐关系确实会被人口数量增加的压力打破，但这种情况尚未在全球大规模地出现（不过，若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再持续很长时间的话，这种情况在全球大规模地出现就是可能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干旱期间，自然平衡被打破，这是由于殖民政策和牛而不是人的数量的急剧增加才出现了目前的这种状况。

同时，从审美角度来看，生态问题中最让人讨厌的污染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远不如第三世界国家那么显著；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矿物燃料和矿物的耗竭，至少从这些较富裕国家的公司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体现在对这些资源的开采这方面来说是这样的。在这些国家，人口增长无疑扩大了这些活动的影响，然而，正如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所指出的，即使人口不增长，污染和矿物资源的枯竭也同样会出现。因此，尽管人口增长并非与生态问题的解释毫不相干，但生态问题在人口问题最突出的地方却不是最严重的，而且会随着与人口无关的因素发生变化。

我将进一步阐述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但上面所说的已经足以使人怀疑每个人都有生态义务的观点，也使人怀疑这样的理论：凡是认为可以随意增加人口的地方，其生态负面效应就一定会加剧。我并不否认，如果要避免全球饥荒和战争、要解决我们的生态问题，人口数量的最终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我还是（确实）认为把这些问题全归因于人口增长的理论太肤浅，使人无法接受。从学术上讲，人口增长只是引起一些这类问题的部分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同时，我们应当拒斥那种假定人有负面价值的观点，这种看似有道理的观点完全来自人口理论。尽管人类活动有时是有害的，但人类却不是癌症。

富裕理论

这一理论至少关注了某些社会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在这些社会里，人的活动看来确实造成了大部分的污染、大部分的矿物开采以及大量野生动植物和荒野的消失。这一理论注意到了1945年以后的时期，污染程度的惊人加剧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人均总产值的明显增长是一致的，于是该理论断言，加速生态压力唯一的主要因素就是个人富裕和消费的增长。在燃料消费的增长和不可重复使用的产品被丢弃的情况下，消费者对消费要求的增长和浪费就必然会导致环境恶化。这一理论是通过计算需要多少人的努力工作才能达到美国人人均拥有的精巧装置的功效来生动地进行阐明的。

当然，富裕理论并没有对人口增长妄加解释。其实，诸如日本这类社会有证据表明，人口出生率的明显下降与其社会的富裕增长是一致的，也与富裕增长所促进的社会供给和安全感的增加是一致的。此外，完全有理由相信，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并不是富裕所导致的，而是贫困、欠发展、婴儿的高死亡率和随之出现的不安全感导致的。若是这样，那么，提供发展和自助所需的基本必需品很可能是控制贫穷国家人口迅速增长的最好办法（更确切地说，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这个尚可一试的解决人口的办法绝不意味着需要把富裕扩展到全世界。这样的发展很可能会早在它实现之前就出现生态灾难。虽然富裕并不能解释人口问题，但它却大大加剧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些认同目前西方社会燃料、矿物的过量消费，以及对化纤和无法被生物降解的商品生产的过量消费，并因而造成生态负担的人，像帕德里克·里弗斯（Patrick Rivers），有理由要求一种较简朴的生活方式：普及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活方式会对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康芒纳反对富裕理论。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污染明显增加而美国人的人均消费诸如鞋、服装和住房并没有相应地增长，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平均消费实际上还略有下降。他承认个人在这些方面的花费的确有所增长，但他还是坚持认为满足人的主要需求的产品的人均产量，在1946～1968年没有明显增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所下降。他承认家用设施和娱乐用品的平均消费的确是增加了，民用燃料的消费也增加了，但这还是不足以说明污染程度上升了。这种污染程度的上升倒是可以用新生产技术的使用加以解释。

这种对富裕理论的反驳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疑问。例如，轿车和省力装置使用的增加不可否认地标志着富裕，也无疑给环境造成了影响。再者，有人或许认为购买先进技术产品的消费者对该技术的持续和发展负有一定的责任，就如同消费者购买了工厂化生产的农产品对农产品的持续和发展负有一定责任一样。在这里，康芒纳会说，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至少在衣食和住房方面是这样的，他们的默许不可能是造成环境恶化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我赞同像这样来反驳富裕理论。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存在于新技术、与之相关的经济力量，以及那些为了自身企业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的人的行为中。然而，如果消费者的默许会产生影响的话—的确也产生了影响，那么，消费者的反抗，以及要努力建立较为简朴和较少浪费的生活方式就不会完全是徒劳的了。

技术理论

正如康芒纳所指出的，美国的人口增长、人均产品的增加，甚至由人口增长和人均产品的增长所引起的产量增长，都不足以说明污染加剧。他不否认，如果产量以目前的速度再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那么，就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不过，他认为，这种影响应归因于新的生产方式，例如，清洁剂、铝、塑料和无机化肥代替了肥皂粉、木材、钢铁和粪肥。同样，不回收的包装代替了可回收的玻璃瓶，汽油的含铅量增加以及含氯产品—有机化学产品合成中最重要的部分—使汞的消费大量增加。因此，在生产增长率和更高的污染增长率方面，给环境造成的影响数倍于旧技术的新技术是被忽视的关键因素。

对于像康芒纳这样的理论，福雷德·卡瑟伍德爵士（Sir Fred Catherwood）的回答是，现代技术有时对环境有益。他指出，铝不像钢那么容易损耗，因为铝的使用寿命长一些，而且可以再利用；此外，现代污水处理和水净化方法也明显地给环境带来了好处。他接着说，总之，现代技术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资源的利用程度，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但技术带来的好处并不是现在的问题。康芒纳断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技术成本太高，让人无法承受；在他列举的许多事例面前，这一断言是无法反驳的。

技术理论主要并不是用来解释全球人口增长这类问题的（虽然疾病控制技术在这个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但在康芒纳的阐述中，这一理论的确解释了近来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问题，也解释了大量野生生物（由于杀虫剂）的灭绝问题，以及大量地球矿物资源的耗竭问题。然而，这一理论却没有解释1945年以前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相当大的生态破坏，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一特定时期和地点采用这些特定的程序。不过，如果不能对这些开发本身做出说明的话，那么，颠覆它们的努力就很可能会失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需要知道污染物产生的原因，否则，它们会由于最初实施这些方法时就存在的隐藏力量而逃过使它们无害的努力，甚至会呈现出更严重的特性。因此，在我们对新技术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之前，我们所做的都只不过是对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而并没有解决它。

然而，康芒纳的理论是重要的。它使我们更明确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对当前某些生态问题的直接解释上，这一理论由此提出哪些社会需要改变、哪些生产方式应该受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摒弃：目前的生活方式正在对当代人、对其他物种、对后代人造成不公正的伤害。

资本主义理论

新技术被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合成纤维和清洁剂的回报率比棉花和肥皂粉高。同样，对西方农民来说，从耕地中获取利润的最好（或唯一）办法就是大量而持续地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尽管它们对人类健康有害，尽管它们经过自然界的食物链会造成许多无法被生物降解的物质的累积。

因此，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利用现有的获利最高的技术来作为繁荣和生存的条件，参与开放的市场竞争的公司也不愿舍弃高技术带来的高额利润。有人或许认为，那些没能使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会被毫无顾忌的竞争对手击败。只有获取利润并使利润最大化，才能有足够的资金去更新旧设备，从而使日后的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主义是污染加剧和矿物耗竭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些现象常常是资本主义体系所采用的商业方式不可预期的副产品。

还有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经济增长，它与关心生态问题的人所经常倡导的、一种至少可以作为最终愿望的、稳定的、没有增长的社会完全背道而驰。正如康芒纳所说的，资本主义似乎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而在一个稳态的经济中是不太可能存在这种积累的。再者，由于自身的本性，资本主义似乎就必定要寻求获取利润的新手段，要是稳定社会的规则妨碍了新手段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就很可能会使这种统治从一开始就萎缩并消失，或者说得似乎更有道理一点，会永远抵制这种统治。然而，人们对于资本主义是否过分依赖经济增长是有争议的。人们可以设想一种集中管理的多元经济，这种经济有严格的规则控制再投资，并且为了防止忽视对环境的影响，也有严格的规则控制生产技术。甚至可以设想建立这样的跨国公司：它们都遵守国际协议所制定的类似规则。这种设想与当代的大企业相去甚远，但不管它实现的可能性是多么渺茫，还是有实现的可能。

然而，我得先把限制增长的社会所需要做的改变的性质和程度问题放一放。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应该是，资本主义是否像迄今所发现的那样引起了污染问题和其他生态问题。问题的部分答案是，其他的经济体系也存在着污染，包括苏联的经济体系。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并不能保证生态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资本主义不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另外，资本主义一味追求最可获利的生产形式而不管它会给生命和自然资源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并且只要能够保证公司的利润和股东的红利也不管它的代价有多大，它的这种导向表明，在生态问题得到解决之前，需要对资本主义体系做相当大的改变。毫无疑问，废除了私营企业的中央集权制经济情况也很类似：不管怎么说，如果要保护自然资源，如果要使荒野和野生动植物不受侵犯，如果要使土地、空气和水不受污染，那么，这些经济政策也需要进行全面的修订。

增长理论

基于人口、富裕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理论似乎没有解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而技术理论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侧面的解释，结果还是提出了同样的解释性问题，只是进了一步而已。生态问题似乎的确遍及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两种社会，不论是为了整个人类共同体还是更多地为了共同体中的某些群体，都倾向于寻求短期或中期利益，而不惜给自然环境、非人类的物种以及子孙后代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考虑到上述这些情况，我们知道需要一种更宽泛的理论来解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一种理论试图做到这一点。这种理论认为，生态问题产生于经济的指数增长或几何增长，尤其是五个关键因素的指数增长：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生态问题由这五种因素增长的相互作用所致。这就是《增长的极限》的论点。该书作者认为，这些因素的增长极限必然会在今后一个百年中到来，除非全人类改变目前的增长趋势并创建一种能够保持生态和经济稳定长久持续的条件。这一容易理解的理论显然在对许多前面讨论过的不完全的原因进行了综合的同时，通过强调经济增长对它们做了补充。

单靠人口增长或资本主义理论都无法解释问题，因为有时问题的产生与它们无关。富裕理论和现代技术理论也不足以解释这些问题，而其似乎更像是在泛泛地说明事情的症状。然而，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了西方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迅速工业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对自然的影响，而且与人口增长理论一起使得目前的这类全球问题变得完全可以预测。

现在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一理论认为，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正在呈指数增长，即使粮食生产尚未如此。由于要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它也与人口增长一样，仍然在稳定地增长。若按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是否会在21世纪末引起人们所预测的各种全球性灾难还尚有争议，不过，现在我们没有必要介入这种争议，因为指数形式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人口稳定持续增长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议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必须停止按指数增长，而且最好是人口的增长率必须下降，并且应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坏事，也并不是说解决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就必须完全放弃这两者。经济增长，不管比人口增长快多少（或者甚至是与人口增长一起），是否就完全能够说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而根本无须考虑使经济增长持续永久的态度或观点，这一点也还不清楚。

因此，梅萨罗维奇（Mesarovic）和佩斯特尔（Pestel）反对这样的观点：所有的增长都是无差别的。在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告中，他们极力主张，需要有机的增长或有差别的增长，世界应被视为由各个相互作用的地区组成的系统，这些地区需要全球性的合作，某些地区可以增长而另一些地区则应放弃增长以避免区域性（但可能是潜在的全球性）的灾难。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模式当然也是他们的目标的一部分，但还不清楚这是否必须是完全没有全面增长的模式。基于这种观点，尽管指数增长的持续的确很糟糕，但并非一切增长均是坏事。这种结论进一步得到了托马斯·德尔（Thomas Derr）的支持。德尔指出，对于穷人来说，消除全球不公正的唯一现实的希望就是经济增长。

正如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坏事一样，对我们面临的问题进行解释而没有谈到经济增长的说法也并非都是不完全的或片面的。是什么态度导致了永久增长目标的出现，并永久地使它成了目标？与当今的西方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同，更为传统的社会常常缺乏这种态度。那么，部分的解释或许就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西方社会都共有的根深蒂固的态度中。在本书中，我将讨论那些声称在其共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传统中寻找到了解释的理论。

本文摘编自《环境关怀的伦理学》[罗宾·阿特菲尔德（Robin Attfield）著；李小重，雷毅译]，标题和内容有调整。科学创造未来，人文温暖世界。在科技引领发展的时代，与您共同关注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前沿与科学传播，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人文在线，创造有价值的阅读！欢迎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参与赠书活动，联系邮箱：kxrw@mail.scienc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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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环境伦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由英国著名学者罗宾·阿特菲尔德教授撰写，系统介绍了环境伦理学中各种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思想和理论间的争论。全书分为问题与传统、应用伦理两部分，书中探讨的问题对环境伦理学而言，不仅重要而且也是必须要回答的。作者深谙基督教文化，对人们观点形成的宗教根源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大量文献的引用和相对文献的分析说明，对环境伦理学及真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读者厘清各种观点产生的前后关系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