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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费德林有多篇研究屈原和楚辞的文章，《屈原的诗歌（独特性和全民性）》发表于1972年。
一切属于美的东西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有沟通人类、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独特途径。
吸收外国文化，必须了解该文化的载体，即民族的真正性格与特色。对民族的本质持有错误的、歪曲的观念无法推动各国文化的相互充实和彼此接近。
新的历史时代虽有新的认识准则，但它并不摒弃历代的审美情趣。这正是优秀的诗歌以及其他具有美感的东西在全人类的生活中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不同的民族对美的认识和感受不同。每个民族在历史运动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美的观点、民族特色、情趣倾向、独特传统以及和物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相关的审美标准。
但，从民族特点的角度去探讨审美观点和艺术情趣时，所指的并不是在历史发展的所有时期，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民族情趣。把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对立起来， 会导致人为地隔断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联系，把神秘的民族精神的特权归于某些民族。
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在由该民族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民族形式中发展。
艺术，只要当之无愧，总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屈原也是远远地走在自己时代的前面。没有屈原，就不能想象会不会出现后来的贾谊、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把屈原视为诗人的崇高典范，认为他是为了真理和正义的胜利而无私奉献。
中国人民有自己对美的认识，有自己的处世之道。每一种艺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都属于一定的时间，属于某个时代。
屈原的创作经验以及他留下的文字传统，成了中国诗歌和艺术文化的标准和根本原则。个性诗歌的发展，诗人的个性从全民的口头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指屈原、宋玉及后继者们）是战国时代的特点。
诗人的生命结束，从时间意义上而言，他将远离人世，但人们观察、认识他的整个创作和生活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诗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时间，还决定于读者情感的紧张程度，还决定于读者是否能够设身处地回到已经远去的时代。
人对美的向往是永恒的，它根植在人的本性中。
在涉及自由和灵感时，诗人们的处世之道的世界性因素虽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却并不差别。人不单单是某种地方性的事物，特别当他是一个力图冲出狭隘和与世隔绝圈子的诗人、哲学家和学者的时候。
文学家的命运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时间的考验。时间使一些人离我们越来越远，也使另一些人离我们更近，使我们更加感受到他们的珍贵。
屈原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作品本身比其他任何资料或评论家的说法更为可靠。他的身世在作品中已有所记述。关于屈原的著作属于广义的自传这个论点，将不断得到证明。越是屈原晚期的作品，这种自传性的内容就越多。
沿着一条特殊的路径向前走去：从诗人文学创作中的传记性事实出发，来恢复他注定要在其中展开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的时代和社会条件，就像按照残存的砖瓦来重建整座殿堂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离骚》就其内容而言，基本就是自传性的。这篇长诗概况了诗人的全部生活道路，从出生到悲剧性的结局。长诗的开头几句就讲述了诗人的谱系：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我已去世的父亲字伯庸。岁星在寅那年的孟春月，正当庚寅日那天我降生。
屈原在《离骚》的情节中展示了自己的主要生活经历，即一个被置于同环境的冲突之中，强有力的个性的形成过程。
艺术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那些最充分地展现了一个民族的特色，刻画一个民族的生活和历史的作品，才能获得普遍的承认。
在中国，屈原是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追求，细腻地领略了故国的河山，他看到了人民如何热爱生活并坚贞不屈地经受考验。屈原以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的洞察力和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敏锐，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极其深刻的矛盾，体察了一个人以及整个国家的命运。
但是他的作品里并没有迷信宗教、灰心丧气、盲目相信命运的痕迹。甚至在他最悲伤的作品里都贯穿着抗争精神。
屈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从不与出卖祖国的叛徒狼狈为奸，而是同他们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即使遭受到谗言诽谤被放逐，依然刚正不阿，拒绝妥协。
2000多年来，屈原的崇高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培养着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自古以来，雄鹰就无法与燕雀同群。方和圆在一起又如何能周全呢？不同志向的人又如何能和睦相处呢？
这是屈原个人崇高的道德信仰和政治信条。
屈原出身世家，传说他的祖上是帝王颛顼。楚怀王时，屈原任左徒，即君王的主顾问。一个人的出生和社会地位固然能说明一些，但不应影响到评价他作品的主要因素，即作者本身的资质和禀赋。
屈原的为人处世，是矛盾的，具有两面性。他是一位禀赋非凡，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国家要员和诗人，看到昏聩的王室把国家推上了极其危险的道路，但他又不能与统治者彻底决裂。因为他所在的年代赋予他的观念，是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同统治者即楚怀王个人的为人与意志联系在一起。
但是，生活环境对屈原的世界观和行为都产生了影响，改变了他的观点，使得他对朝廷上层和楚怀王的批评态度越来越明显。他越来越多地关注人民的利益。他在诗歌中表现的处世态度，其根源就在于他接近人民，在于他对国家当下和将来的国运有着深刻的认识。
屈原在斗争中，日益坚决地反对楚怀王的昏聩政策，愤怒地控诉秦国在战争中的凶残。他预见到秦楚之间的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流血战争对于楚国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悲剧，它闯入屈原的生活，在他全部的创作中留下清晰的痕迹。
屈原勇敢地谴责王室的错误政策，大胆提出与人民的命运密切相关、令与他同时代的人困扰不安的政治问题。他力求对这些紧迫的问题寻找出解决办法，他深信这种办法是最符合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的。
他非凡的禀赋超过了历史的局限性和他的社会出身，超过了对命运的妥协、不可知论的悲剧和消极容忍的说教。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绝不同以楚怀王为首的上层统治者妥协，他在诗中写道：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屈原的创作个性，魅力在于诗人同楚国权贵之间展开的悲剧性冲突。他勇敢而无畏地抨击当时社会的秩序和观念，公开地揭露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
对祖国的忠贞使屈原走上了义无反顾而结局悲惨的抗争之路。心怀嫉妒的敌人用恶毒的谗言和诽谤侮辱他高贵的心灵，但他的抗争并不是与时代徒劳的争吵。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对他满怀崇敬之心，把他的诗歌看成历代中国诗人高尚追求的源泉。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屈原深信自己是在履行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应负的公民职责和爱国职责。这种信念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今天的人们意识到，战国时代争取中国统一的斗争于人民是有益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和流血冲突的场所。今楚宣王在位期间，就发生了16次这样的战争。
屈原的著作写成于战国时代，这是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屈原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使得楚国王室的统治岌岌可危的深刻而尖锐的内外矛盾。
残酷的战争主题在屈原的著作中也有反映。他在《国殇》中讲述了为楚国的土地而进行的战斗，讴歌了战死的战士，试图唤起人民的英勇和大无畏精神。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故，屈原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可是，他虽在诗作中常歌颂捍卫国土的战士的刚强、英勇，但他始终为流血战争给人们造成的困难而忧心忡忡。他在《大司命》中问道：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何为？生死有命，悲欢离合不由人。
统一中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心问题。公元前3世纪，最强大的秦楚两国脱颖而出。经过长期的征战，楚国灭，秦王政于公元前221年自称秦始皇帝，建立了自己管辖下的庞大的专职国家。秦统一中国，消灭分封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国标志着中国历史中新时代的来临。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但它发生在屈原死后的50多年。
这里自然有一些问题：屈原的观点和行为同统一国家的客观历史进程的关系如何？他是否站在历史的公正和进步的一边？他是否受了地方爱国主义之害？
艺术家的名气越大，人们就越多地为他编织神话或是将它局限在一些偶然评价的范围之内。但是世上没有一种尺度能衡量任何一个事件对人们一生究竟有多深刻的影响，如果这个人是十分敏感而易于受到伤害的话。
屈原的全部经历都证明他的心灵是缺乏保护的。
既然一个天才人物的生活中充满了触及心灵的事件，难道能仅仅根据可看见的征兆和可看见的变故来评论他的一生吗？
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个人本身是很难确定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的。历史是由那些对它有自己的看法，且敢于向违反社会利益的现象发出挑战的人们创造的。而诗歌创作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在于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能植入当时社会的极为复杂的生活和他自己作为一个个人的命运，将两者加以比较，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屈原看到了对自己国家的威胁，告诫楚王注意来自秦国的危险：秦国正在酝酿兼并楚国的计划，为此一再进犯楚国。
为各国合纵的前途、至关重要的秦楚关系，使得屈原越来越忧心忡忡。
诗歌的声音在他的思想里不停鸣响，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他写下的每一篇都需要勇气。
诗歌成了屈原的命运。
屈原的一生都是由对立和矛盾织成的。他的全部生活道路都充满了严峻而又力量悬殊的斗争。有时他也不得不和自己斗，在这样的斗争中，他并不总是胜利者，常常失败。他自身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精神痛苦的内因和根源。
这种痛苦使屈原失去了内心的宁静，使他在思想上彷徨不安，从而不得不去寻求真理之路。他的经历本身和悲剧性的死亡，都是人的个性尊严的肯定。
但是，在屈原所处的时代，世界观里是没有出路的，也不可能有出路。他的思想中有社会空想性质的想法，其中含有当时人民的愿望成分。他这些崇高思想想要取得胜利，必须经过若干个世纪人民的成败起伏。
但是，反对秦国兼并楚国，并不代表屈原反对中国统一或抵制历史的前进。反对秦国篡夺王位的斗争完全不同于反对统一中国的斗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同外来征服者的斗争中，他力求团结在社会动乱和受外国奴役的年代中被拆散了的同盟者。
当然，屈原的诗歌带有其世界观的局限性以及他对环境和社会现象看法的痕迹。但，他的诗歌是相当中肯且多面地反映了时代。
文学创作和艺术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现实本身，然后才是审美观念和精神观念。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的政治理想，而是他的真实立场和实际斗争，充分反映了真正的历史矛盾。
作家往往并不局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一定的条件下，他积极投入到现实生活中，赞成或反对它的某些现象。他对社会生活种种现象的不满和揭露，可能按照他的世界观反映为不同的箴言和抽象的道德原理。
但真正的艺术应是作者能够把自己的观察所得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用形象化、艺术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的魅力在于，通过作者的这种表现手法，唤起读者对生活的肮脏卑鄙之处的愤慨和抗议。
屈原描绘的不是抽象的善恶，也不是抽象的情感，而是善与恶的实际代表者，为善者和为恶者，是现实生活中对这两种对立因素的冲突和斗争。在作品中，他挺身而出，反对当时社会的不公正和背信弃义。他宣称：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混沌的世界里，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他在《离骚》中抒发道：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屈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善于观察事物的特色。他塑造的形象是复杂的，符合人的本质的辩证法。这些形象具有丰满、多层次的内涵，不能对他们做简单化的、片面的、单色的描述和解释。
屈原从事创作的时代的本质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诗人的天赋也很重要。他在《招魂》中写道：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
屈原的见解在不断变化，他在探索表达新感知的世界的手段时，总是不断从熟悉的走向不熟悉的，从已体验过的转向没有体验过的。于是，他明白了：新经验的世界可以用艺术表现的新形式来揭示。因此，他放弃了诗歌的旧形式，因为旧形式现在显然已经不足以表达更复杂的思想和感情了。
《诗经》是屈原诗歌创作的起源，也是历代中国诗人的空气和粮食。其中诗歌的意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些诗歌都和社会生活及民众生活有关，其中讲述的也许是个别事件，但表现了人们在劳动和道德关系中的交往。
屈原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完成了从佚名诗歌向文学的高级阶段的转变，从民间诗歌向被称为艺术诗歌的转变。他创造了被称为骚或骚体的、自成一格的诗歌体裁。
楚辞的出现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刘向编纂了第一部楚辞集，其中包括屈原及其追随者的作品。很多学者指出，在屈原的诗歌中，记录了楚国的词语、语音、地名和物名。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原始文学开始分化和个性诗人登上历史舞台。屈原是开拓者，他的诗面向未来，无论是就思想的崇高，还是就对世界的艺术观察而言，都超越了当时的时代。
屈原赋予诗歌创作以高度艺术的、古典式完美的形式和声韵。无论是韵律，还是音调及结构，屈原的诗都不是转借或摹仿《诗经》中的作品。他创立的楚辞是一种革新，是极有特色的创造。
《离骚》可以看作一个不分段落的完整篇章，而不同于《诗经》中的四字一行，四行一章等。
再者，古代的诗歌，特别是中国的古诗，如《诗经》和《楚辞》，在形式上都有极严格的限制。
楚辞使用了民歌的形式，同时扩展了这种形式，采用了许多方言。楚辞充满了大胆的幻想，风格优美而清新，音韵铿锵。《离骚》和《九歌》尤其如此。
如何解释楚辞的出现？应当从当时中国诸雄中最南方的楚国的社会发展的特点来分析。楚国的地域是现今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陕西和河南等省，其南部与古代越南诸国及许多当地种族的盟邦接壤。
楚国与其他诸侯国不同，它的居民是许多不同的种族，不仅有汉族，还有苗族和壮族等。这里的文化由于吸收了其他种族群体的口头文化成分而变得丰富了。
公元前6-4世纪，中国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哲学家，如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这是道家、儒家、墨家及其它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体系和伦理政治体系产生和形成的时代。
屈原显然受过当时最良好的教育。他在楚辞中展示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足以证明这一点。
屈原的诗和古代的散文（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其区别不仅在于节律，且在于语言更形象化、更细腻、简练而内涵丰富。
另外，各个思想流派往往求助于民间口头创作，特别是《诗经》中的诗歌和颂歌，汲取其中最符合各自世界观的东西，且在自己的作品中，或在同反对者的争辩中对它们作出相应的诠释。
例如《诗经》中的诗歌和颂歌被儒家按训世、醒世的精神来加以解释。
但是，《诗经》中民间礼仪和抒情作品有悠久的传统，是前期民间口头创作的产物，到了屈原的时代，已经不能完全符合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了。
楚国社会生活中和楚人的艺术创作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就是使屈原的诗歌创作具有生命力的环境。
应将屈原的作品作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来加以考察。作品中的思想决定于他所处时代的世界观，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流行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屈原是诗人，也是一位思想家。
楚辞是屈原用诗的形式表现自己的世界观，从哲学角度，形象地表达自己对纷扰的世界、对国家的历史和他个人命运的看法。因此，可将楚辞看作是哲学的诗歌。对于屈原来说，诗歌是现实同理想的结合。
另外，屈原的作品还表现了他的审美原则和伦理原则。他呼唤人们的生命力，希望重振精神力量。在创作中，他把抒情诗人的灵感和哲学家的睿智结合起来，且不限于自己的同时代，也不限于自己的国家楚国。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如何从审美的角度和历史文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这个现象。
如果没有环境在诗人心中唤起新的、尚未被触及过的感觉，那么就不可能有诗歌创作。诗人的感觉和思想因为他的语言而有了生命，而这些感觉和思想本身又使语言获得了力量。
屈原以楚辞为发端的经验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也如其他艺术一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楚辞给诗歌创作输入了新的标准，这标准之中包含着早先不为人知的处事态度。
屈原视诗歌创作为表现自己的处事态度、理想和审美原则的强有力的手段。对他而言，不存在为了艺术而艺术的问题。
屈原着力于写真理，真理对于他而言有很重要的意义。他试图以自身的经验作为作品的基础，使所描绘的图景比任何一种编年史和史料都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诗歌是运动着的、充满生命力的人类精神的有力工具。诗歌蕴含着运动、发展、完善的强大基础。
诗歌在完成诗人所认识到的武器职能时，其作用也受到限制，决定于在社会中、在生活本身中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
在屈原的作品里，占主导位置的是具体的观念，在获得并创造性地再现这些观念时，细腻地反映出诗人的个性特点、他对事物的看法、他对自然界及其特征的领悟以及他本人对所描绘事物的态度。这就是屈原作品风格的共同性以及他的作品所描绘的世界的共同性。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
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形象时，首先应对他所要描绘的事物有深刻的认识，且能通过自己的想象赋予事物以意义和自己的感知。
《离骚》相对而言是一首庄严的史诗， 但它使用的却是抒情的手段，这种矛盾是由屈原艺术风格的本质所决定的。屈原创作的基础不仅有真实的事实，还有想象、虚设的成分，只是他保留了环境的可靠性的同时，保留了精神生活、风俗习惯和神话传说的历史独特性。
所以，我们会觉得屈原似乎是驰骋在缺乏现实基础的幻想领域。
创作的想象力使诗人敢于将自己思想的界线扩展到常规的界线之外，且能确定一些应该被认知的新界线。屈原在幻想中，在诗歌创作的想象中，做了一次无所不能的、有权支配一切的旅行。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紧张的思想和令人坐卧不安的意识，像一股自然力量一样附在屈原的身上，和他的个性融为一体。他的心中孕育着博大而自觉的追求，他的诗中充满着令人激动不已的强有力的形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诗人常到处去探寻生命的秘密和世间的奇迹。但即使他被民间传说和古代神话鼓舞得高高翱翔于大地之上，人们也并不觉得他是高不可攀的。因为，他的思想始终关注着现实社会。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本来的面目，人们爱护它，虔敬而有鉴别地将它的轮廓汇集在诗歌和传说中，那就产生了文学的传统，形成了源于这片土地的艺术流派。在楚辞中，屈原的才华和民间创作之间的联系，表现得独特而又鲜明。民间艺术丰富了诗人的创作才华。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神话和传说反映了人们关于理想生活、理想社会的梦想。屈原禀性敏感，幼年时代就接受民谣和故事的熏陶，终生都保留着对民间文学的深刻爱好。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作里，民间歌谣化为优美的形式，与深刻的诗意和谐地融为一体。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屈原继承了口头诗歌的传统，创造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将真实和想象结合在一起。他利用楚国神话的传统形象，塑造了供他周旋其中的幻想世界。他使用了非同寻常的形象，在楚辞中用诗意去表现。
从一幅画转到另一幅画，从一个形象转到另一个形象，屈原表现出自己强大的幻想能力。他在《离骚》中运用对比和组合的手法，描绘了为困扰不安的心灵苦苦寻求答案的一幅幅画面。这些画面通过运用新鲜的色彩和神祇的形象，呈现出了巨大的感染力。虽然形象的轮廓时而突出，时而消失，但画面始终是宏伟、非凡、完整和独特的。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屈原并不局限于使用民歌曲调和神话传说中的形象。他追求精确地勾画现实生活，艺术地再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时代精神。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他在述说个人的痛苦和国家的苦难时，仍表现出自尊和热忱，努力领会并表达人身上最神圣的东西，他坚信人们能将美好和智慧作为生活的准绳。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屈原的诗歌在描写人物、动物、植物和自然景象时，似乎并不存在鲜明的、不同的形象界线。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南方民间艺术传统中的譬喻方法。
他以兰为可恃，但它无实而容长，因此兰苟得列乎众芳？诗人原认为兰花可赏，但兰花只开花不结果，为了取悦人而舍弃了自己最美好的部分-果实，又凭什么位列群芳呢？
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花椒专横而傲慢，茱萸想冒充香草进入囊中，它们这么热心钻营，让别的香草如何散发出本来的香气呢？
这些看似简单的描述中，却表达了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事物之间的错综联系。植物在他的作品中，有了奇特的能力，它们被形象化了，被赋予了人格。其中蕴含的不是贫乏的内容，而是丰富的内涵。
这一切，给诗歌的娓娓道来增添了独特的香气。从诗歌中，可以感受到鲜花和色彩，感受到闪烁的光，感受到人气，感受到现实世界的各种界限。
芳芷、芙蓉、荃蕙以及许许多多诗中描绘的草木，都被刻画得如此生动，仿佛是画家的浓墨重彩之作。
楚国的民间文学是屈原富于表现力的创作手段的主要源泉，使他能通过艺术创作的手段鲜明地描述所置身的世界，传达时代的特征和楚国人民生活的特点。
但屈原并不是照搬民间文学，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他的贡献在于将民间文学同自己的构思、创作感受和世界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民间文学有了新的质量，并成为他个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民间文学变成了新生事物的结构成分。屈原的作品不仅有机地吸收了民间文学，更是赋予了新的特点，即新颖的色彩、音律、思想、特性。
在创作之路上，屈原找到了新的、独特的途径。他在想象出来的空间里遨游，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他朝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屈原是一位纯洁的诗人，他的热忱和艺术表现手法都很单纯。楚辞向人们展示了楚国的灵魂，即美如仙境的自然、捍卫自尊的人民以及古老的传统。
屈原的作品一气呵成，完整而自然，没有拖泥带水和无病呻吟之处，没有转瞬即被遗忘的肤浅之笔， 没有琐碎的思想和情感。他仿佛意识到，后世的人们将长久地需要他。
善于运用分析的力量，能对生活中的事物有深刻认识的人，才能在艺术创作中不断进步。不然，即使语言独到、描述形象，也不能掩饰缺乏有助于认识事物真实性的自我感觉、思想、领悟 。
屈原的创作灵感来源，不是冷冰冰的议论，他的作品饱含了他的爱、乐趣和悲伤。他的心中蕴藏着灼热的、博大的、自觉的追求。他相信自己的坚守是正确的，相信自己的焦虑和痛苦在将来一定会获得同情，并由此获得一种潜意识里的慰藉。他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他讴歌道德的强大，阐述了完整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学说。他拥有博大的襟怀，提出了不逊于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的爱国主义，令人折服。在放逐中，他满怀爱过你热忱地写道：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就世界的审美观而言，屈原的全部作品都是奔向未来的。用莱蒙托夫的话就是：我借思想之力，在短促的瞬间飞越了若干世纪。莱蒙托夫和屈原，在对现实的形象认识上有着某些共同之处。
莱蒙托夫：生命于我总嫌短促，我担心，我来不及干出一点事情......
屈原：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莱蒙托夫：无论对谁我都不曾屈膝听命，因为那是对自尊的背叛。只有懦夫才会背叛自尊心，而我决不会低头，即使是面对命运。
屈原：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莱蒙托夫：人世不理解我的心灵，因为它，并不需要心灵。
屈原：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深刻地反映了屈原悲剧性的命运，并揭示了他的信仰。写作《离骚》的时刻对于屈原来说是面对真理的时刻，是他用诗歌的形式揭示事物本来面目的时刻。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知道进言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祸患，却按耐不住为国尽忠的满腔热情。
《离骚》将屈原深切依恋的楚国诗意化了。爱国主义是精神文化的高峰，它与公民的责任感融为一体。在屈原的作品中，公民的责任感又和艺术、理想和对美的感知紧紧联系在一起。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屈原终生不渝地保持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对诗歌的热爱。屈原本身，是一种多维度量的现象，而他身上主要的点就在于他是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歌手。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生动的民歌曲调加强了诗歌语言的美妙和悲壮。屈原的诗歌生动而易于被人接受，是因为它们往往延伸到周围的环境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上。
屈原的世界观和对环境的认识能力，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充满诗意的万物有灵论。他能在周围的一切中，看到灵魂，在舜帝后妃的斑竹中，在朝夕与共的各种草木中，在被赋予了思维能力的神话人物中，等等。
对环境的敏锐性，对大自然的热忱与亲近，使他的诗歌更具特色。
屈原对人民的痛苦有强烈的体验，仿佛是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他在《大司命》中写道：羌愈思兮愁人。
他从爱国主义的高度赋予对祖国和对人民的义务，赋予了社会道德理想以诗意。在他的作品中，这个思想是他关于人和祖国的最重要也是最深沉的思考。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屈原一再重复自己的担忧，且每次都有新的语调，使读者一再回到人对未来应尽的义务和人在生活中的位置这个思想上。他思想中蕴藏的矛盾，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屈原不是俯首听命的人，他有勇气去攀登道德的高峰，在过程中一步步展开那充满无法摆脱的激情和悲伤的不安的诗歌：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
为了割断他同楚国的联系，恐吓他，摧残他的意志，当道者免去他的官职，并将他放逐在外。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
要想不沉沦下去，重新振作，就要专心致志，坚信自己所选的道路是正确的。这需要强大的毅力。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对于屈原，最神圣、最深厚的感情，是对祖国的热爱。他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诗歌创作的内容和性质。
屈原心中充满愤懑和失望，但直到生命终结，他都怀着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他的诗作能化传说为真实。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远以周流。扬云霓之腌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在《离骚》中，屈原将遭到厄运的人描绘成辽阔天地中的一棵小草，这棵小草由于意识而负有主宰世界的使命。他运用对比的手法，揭示被视为深邃思考之源的矛盾。他故意将自己局限在日常生活可见可及的范围内，或在各种天上力量中寻找出路。
《离骚》有的不仅是忧伤。真正的诗歌总是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力量。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他向人们显示了对世界清醒而实际的认识和一个心地纯正之人的无依无靠。他明白环境对人的举止和观念与多大的影响。但他并不把自己所塑造的形象描绘成某种环境的牺牲品，也不以某种命中注定的因素来解释环境本身。相反，屈原的创作肯定了人的积极性以及人影响环境的可能性。
屈原在抗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刚强和鉴定，逐渐成长为一个不可战胜的人。虽然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他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道德高尚、对祖国满怀热爱的形象。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行动是思想的最高表现，只有行动才能充分地展现人精神世界的无穷力量。屈原对人们的举止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体现了高度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理想。但，他在宣传人道主义的同时，又是当代的揭露者和批判者。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他遭到楚王的斥责和冷遇，但即使在放逐中，依然保留对祖国的眷恋和对信念的坚守，依然对祖国的美好前途充满信心。他相信人们在残酷的考验中终究能拯救自己，拯救楚国。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
屈原认识到思想上的孤独，无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最后从心底发出了绝望的呼号。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也认为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是无法被埋葬的。他是献给时代的祭品。中国历代的学者都发自内心的悼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屈原大无畏的精神，就其本质而言，虽极有个性特色，但展示了人类共同的特征以及每个民族和每个时代人都具有的品质。司马迁写道：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只有热爱生活并肯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人，才会对恶、对不公恨之入骨，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随时准备挺身而出。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诗作的意义，在于唤醒了人们的思想，勇敢无畏的思想。
衡量诗人创作的最终尺度是爱国主义的感情、心灵的纯洁和坚定的信念。
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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