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27年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时，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经历。这是主席生平最险的一次，他多年后思之仍然心有余悸，1936年曾对斯诺亲口叙述过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此事也因斯诺的传播而广为人知。
其实，1927年毛泽东遇险并不止这一次，2015年有关学者去秋收起义旧地采访，了解到毛泽东另外一次鲜为人知的遇险经历。
一、毛泽东坚持离开中央去一线
毛泽东本是一大代表，为什么会到一线去领导武装起义呢？此事还要从八七会议说起。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被逮捕屠杀。中共中央赶紧在汉口召开会议，研究时局和对策。
当时我党的革命斗争经验还很少，建党刚刚六年就遇到这种生死存亡，一些同志都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八七会议上很多人愤愤不平，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气不打一处来，主张进行武装暴动，打击他的嚣张气焰。
毛泽东坚决主张开展武装斗争，著名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我们以后来者的身份看，自然觉得武装斗争是对的，但当时我党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哪能一下子就认识到这么深远的问题呢。
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都非常赞同他、支持他，认为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同志，胸中实有惊人的见识。
大基调就这么定下来了，搞武装斗争。但是怎么搞？谁去搞？当时依然搞不太清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没搞过军事，最懂军事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那些人都在南昌，指挥南昌起义。
毛泽东目睹这一现状，自告奋勇去湖南领导起义。
当时八七会议上选举党新的领导成员，李维汉和蔡和森都力荐毛泽东加入中央政治局，但毛泽东坚决提出不加入，因为此时一线武装起义更需要人。
八七会议后来选举出的临时政治局委员共有9人，分别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李维汉的化名）、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共有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其中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瞿秋白、苏兆征、罗迈（李维汉）。
会后，毛泽东便受中央委派，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在此之前，他主要从事的是政治方面的工作，这还是头一次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
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党开展武装斗争的三大标志性起义。但秋收起义的条件可比另外两个起义差多了。
其一，南昌、广州两大起义的领导人中有很多职业军人。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朱德在滇军中已经当了十几年军官，带兵打仗的经验很丰富。贺老总起义前已经做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刘伯承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军长，叶挺是十一军军长。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中有叶剑英、聂荣臻、叶挺，也都是军事基础。唯独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毛泽东，之前从未有过领兵作战的经历，说他是一位白面书生也不为过。
其二，湖南的起义条件非常差。南昌起义的爆发很突然，江西的反动派根本没时间准备，所以仓猝之间被革命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南昌的消息传开之后，南方各省都加强了戒备，防止再次出现武装起义事件。尤其是湖南湖北广东，这几个省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部队势力很强大。
唯其如此，更显出毛泽东超人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担当。
二、毛泽东无兵可用
要起义，得有武装。毛泽东当时最大的难处就是无兵可用。关于从哪里找武装力量的问题，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差点被共产国际的代表逗乐了。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议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除了农会、工人武装，还要利用好土匪武装，他们也有反对压迫的现实需求，可以把他们吸纳进来共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叫罗明纳兹的代表，来指导中国党进行革命。罗明纳兹对毛泽东的意见很不赞同，认为坚决不能和土匪合作，要保持革命的纯洁性。
很多人一见外国代表反对毛主席意见，就觉得这些家伙存心对中国革命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罗明纳兹是苏联人，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当时那是响当当、绝对正确的。人做什么事都要看经验，罗明纳兹第一反应是要借用照搬苏联模式，这也无可厚非。
真要非议，顶多也就是他们的主观好意没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这件事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当时我们党内那些年轻的同志们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根本关键之处是什么，因为苏联代表是天然正确的，苏联模式是天然正确的，所以他们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有一定的想法。
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在组织起义的时候，不能够放开手脚去寻找一切可以团结的武装力量。
当时湖南省虽然是农民运动的大省，很多县都有农民协会。但是这些农民协会的武装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战斗力很一般。还必须寄希望于正规部队，就像南昌起义那样。
毛泽东从武汉赶到长沙和湖南省委汇合之后，大家开会的时候长吁短叹，不知道怎样解决正规部队的问题。
湖南省委说，我们有一个好办法，当时湘军程潜的手下有两个团可以作为武装暴动的主力。
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可以啊，结果和中央一联系，中央叫停了，湘军的这两个部队不可靠，绝对不能用。
毛泽东都快愁死了。正在这时，中央又传来消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正在南下，可以为我党所用。
这个团的军官有三分之一都是共产党员，是当时叶挺帮助组建的。团长叫卢德铭，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共产党员。这个团在我党的策动下，南下参加暴动。本来是要去参加南昌起义的，但是行进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陆德明便带着这个团陆陆续续往长沙跑了过来。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赶紧去迎接，总算解决了一部分兵力问题。
谁知道又出了一些岔子。因为有了正规部队，湖南省委的胃口变大了，他们打算在全湖南省进行全面暴动。毛泽东不同意这么做，他认为，我们手头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不能以卵击石。他建议在湖南中部的几个县举行暴动，减小目标。
经过反复商量，湖南省委才同意了毛泽东的方案。湖南省委的一些同志说毛泽东：你第一个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怎么自己反倒这么谨慎？
坚持武装斗争和盲动是两回事，毛泽东清楚这其中的区别，别人可不一定懂。
特别是毛泽东听到了罗荣桓的一件事，变得更谨慎。
罗荣桓在1927年7月到湖北通城组织农民暴动，担任农民武装的党代表。打下通城县城之后，他当了农民自卫军的管账先生，每天提着一支装钱的小箱子。罗荣桓带着这支农民武装向南转移途中，天气非常炎热，山路又非常崎岖，罗荣桓走得又累又热，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迎面走来两个穿着农民军模样的人，主动提出帮他提箱子。罗荣桓觉得他们有点面熟，就把那个装钱的箱子交给了他们。晚上到了宿营地，罗荣桓找他俩要箱子，谁知道，找来找去就是不见踪影。原来两个人跑了。
那个箱子里有两三百元的经费，就这么没了。罗荣桓非常懊悔。他后来对家人说：那个时候我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和我一样，是诚心诚意来革命的。其实农民武装里面有很多混饭吃的，有很多是去找出路的。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生气。农民和书生都不会打仗。半路遭民团袭击，队伍被打散了，轮换带的一千多人，跑得只剩一百多人。无奈，罗荣桓只能半途去投奔了警卫团。
毛泽东很无奈，他越发感到自己肩膀上责任很重，于是主动提出到江西的铜鼓县，亲自去联络当地的武装，指挥武装起义。
三、毛泽东被反动民团扣押
当时形势很严峻，从1927年8月下旬起，长沙城内骚动的迹象越来越多。当时的湖南国民党当局为防范南昌暴动影响到湖南，于是在长沙城里高调地制止学生和工人暴动。
长沙卫戍司令部闭城大索，在一个旅馆里面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联系点，找到6本共产党员名册，他们拿着这个名册在长沙各个学校中逮捕青年学生好多人。
国民党当局不仅在长沙搞大搜捕，还在长沙周边各个县的召开反共会议，让各县的民团严密监视共产党的行动，严密盘查往来行人。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前往铜鼓县。走了两天，果然在浏阳县的张家坊境内遇上了民团。
张家坊是浏阳县最东边的一个小市镇，位于两座大山之间，是从浏阳去铜鼓的必经之地。毛泽东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民团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得这么严密。
毛泽东走到七溪村的时候，在路口被民团盘查。民团一听他说话，就感觉不对劲。湖南的口音千差万别，县与县的差别很大。其实不要说县与县了，有的地方一个县的几个乡之间可能都能听出细微的差别。这个问题湖南老乡心里都有数，十里不同音嘛。
民团团丁一听不对劲，就把毛泽东抓了起来。
毛泽东被团丁抓起来之后，就被扣押在村子里。毛泽东当时很紧张。那时候的总基调是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漏过一个。团丁们扣起来毛泽东，准备往上面的民团总部送，让上峰决定怎么处置。
那些团丁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身份，如果他们仔细一审一同被抓的中共联络员，知道毛泽东是来组织指挥暴动的，说不定当场就动手了。
真是险呐！
毛泽东后来在1936年的时候见到了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我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便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
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的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进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的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四、另一次遇险
毛泽东这次遇险经历，以及同斯诺的谈话，因为人民日报出版社刊载而为世人共知。
其实，毛泽东当时的遇险还有另外的隐情。一位学者2015年5月来到湖南省浏阳市张家坊镇的七溪村。采访村民的时候，村民们讲述了一个祖辈相传的关于毛泽东的故事。
1927年中秋节前，应该是阳历9月8日，一位30来岁的客人坐着轿子从文家市方向过来，往铜鼓方向赶路。那种简易的轿子是一把竹制椅子，两边各绑一根长竹竿，两个人抬着走，当地百姓称作滑杆。坐轿子的客人，细高个，长发盖耳，像个有文化的儒商，这人就是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相片及剧照对比
到了七溪村的时候，毛泽东和抬轿的停下来，在村边的饭馆吃饭。饭馆附近就是村里民团驻扎的地点，团防局。有两个团丁在路口背着枪巡逻，无意中碰到了放在门前的轿子，发现轿杆中藏着银元。
这上百块银元是湖南省委组织秋收起义的经费。毛泽东装作行商携带银元赶路，怕惹人眼，就藏在轿杆中。
毛泽东赶紧对团丁们解释说自己是做茶叶生意的，请他们放心。团丁们见财起意，把毛泽东扣押在团防局的院子里，商量怎么办。
有人想杀人灭口，有人却说，既然咱们拿了钱，就没必要杀人。他们争来争去没有结果，于是去村里的陈家祠堂，找族长兼团防局长陈阅初定夺。这位叫陈阅初的族长当天刚从县城回来，晚上得知扣押这位神秘茶商的消息，没有立即答复，让团丁们好好管住这位商人，但是不能有任何伤害。
第二天上午，陈阅初来到团防局面，见毛泽东谈了一会儿。毛泽东说自己是经营茶叶的商人，只是从这里路过，并无歹意。陈阅初便告诉团丁们说不能杀人，马上就要过中秋节，在村里杀人不吉利。这位客人相貌堂堂，谈吐不凡，绝不是一般商人，若是杀了他，可能会遭报应。陈月初将团丁搜走的银元归还给毛泽东，作为旅途费用，礼送出村。毛泽东赶紧离开这里。
不料有一个团丁心生歹意，尾随毛泽东到村外，拿枪打劫，把毛泽东身上的银元抢走了一大部分，只给他留了几块当路费。深山僻壤，很容易出危险。毛泽东不敢走大路，而是进入山里，在树林中摸索前行，鞋也走丢了。走了几十里山路，毛泽东登上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头，这里叫排埠月行湾。现在，排埠月形湾修了一个毛泽东脱险地纪念馆。
这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毛泽东脱险。
这个版本和毛主席自己回忆的那次明显不是一次。
按照治史规律，当事人的回忆是最可靠的。而且毛泽东是事隔仅9年后回忆，这说明，当年很有可能还有另一次遇险，毛泽东也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只不过他不知道陈阅初不准杀人一事。
回望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批革命领导者，说他们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真不为过。
今日大好河山，真当铭记先辈的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