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长期处于首要位置。12月2日，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来自中国、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美国等国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和平、合作与发展这一主题，讨论了2022年中国周边外交，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和疫情后的重建，中美战略互动和多边机制的重塑，以及阿富汗邻国外长机制和周边安全治理的中国模式。本文为系列稿第四篇。
战略价值
阿富汗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一直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谈到阿富汗的战略价值，曾经担任巴基斯坦驻华公使的巴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赛义德·哈桑·贾韦德（Syed Hasan Javed）在发言中打了一系列比方：有人说它是一个黑洞，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百慕大，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心脏。古波斯的皇帝、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大蒙古国的成吉思汗，以及后来的英国、苏联和美国都非常重视阿富汗。从战略角度来看，阿富汗要么就是一把锁，要么就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像一把锁，把中亚、南亚和西亚彼此隔开。它也可以是开启开放合作大门的那把钥匙，一带一路、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中巴经济走廊能否成功，都离不开阿富汗的和平。
无论是大英帝国、苏联还是美国，在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看来，上述国家的阿富汗政策本质上都是独占争霸型的，因为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霸权，同时遏制其竞争对手。美国曾经提出过‘新丝绸之路’计划，按照这个构想的提出者斯塔尔等人的观点，这个计划应该是要和阿富汗周边国家加强合作的。但是，美国政府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排除了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合作，这就为它后来在阿富汗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朱永彪进一步分析说，美国在和塔利班谈判以及最终的撤军问题上，也没有与其盟友进行真正的合作，甚至是抛弃了盟友。独占争霸型的本质决定了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排他性，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最终导致了美国在阿富汗的狼狈撤军。
残留问题
去年8月，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当时外界对阿富汗国内局势既有乐观的研判，也有悲观的预期。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会长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在此次研讨会上回顾说：悲观的观点认为，塔利班没有变，过去20年里，它依然主张极端的宗教信仰，这些教条在塔利班重新获得政权之后仍是它的指导原则。而持乐观观点的人则认为，塔利班已经转变，新一代的塔利班领导人和老一代不一样，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看待事物更理智，更关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他们会比上一代领导人更有效率地工作。
实际情况是，塔利班掌权已一年有余，悲观与乐观仍是各占一半。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在发言中说，阿富汗保持了自己国家的定位，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失败国家，塔利班也巩固了自身的政权，但阿塔能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代表性，依然存疑。阿富汗没有出现大饥荒，但去年冬天和今年冬天仍是非常艰苦的，而且那些曾经抱有希望说阿富汗的领导人会得到邻国与国际社会的认可的人现在要失望了。
至少有三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期待喀布尔政权做出更多的努力。科尔图诺夫说，第一个遗憾是政府的包容性不够，除非能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喀布尔政府，否则塔利班维持长期的统治是困难的；第二个遗憾是在禁毒方面收获甚少，阿富汗是全球主要的毒品产地，差不多500万人口都直接在毒品行业工作；第三个未决的问题就是国际上特别关注的女性权益问题，女性能否获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就这些问题，塔利班必须给出答案。
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面临的问题中，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国际承认问题，二是从去年到现在大家一直都在担心的人道主义危机的阴影。关于中方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张家栋概括出以下几点：一是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主权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不要以价值观划线，不要把阿富汗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二是尊重国际道义和普适价值，要求塔利班政权响应世界潮流，正面回应国际社会普遍关切，包括女性权益和反恐的可视性成果；三是强调国际合作；四是强调由阿富汗人主导阿富汗事务的基本原则。
在国际合作方面，张家栋尤其提到了对美西方责任的界定。他说：美西方确实不应该一走了之，军队可以走，但是对阿富汗的援助是不能停的。这既是美西方的责任，也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但是，其它国家也不能一味地把问题都推给美西方，美西方只是阿富汗问题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阿富汗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解决阿富汗的内部因素，而这些问题需要从邻国身上优先寻找解决方案。
在邻国通力合作的过程中，中方也需要思考一些关键的问题，兰州大学朱永彪教授在会上提出了以下疑问：一、阿富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二、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三、我们能够与阿富汗当局进行多大范围、多大程度的合作？四、我们因此会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出现哪些问题？五、如何应对美国有可能的破坏性干涉？
多边模式
去年以来，围绕阿富汗问题的邻国外长会已经举行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一次比一次效果更为显著。复旦大学张家栋研究员对比了三次外长会的递进式变化：第一次会议在巴基斯坦召开，来的只有邻国，没有阿富汗和邻国以外的第三国参加，当时是把塔利班上台当成一个严重的冲击变量来对待的；第二次外长会在伊朗德黑兰召开，来的也是邻国，但是得到了联合国系统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表了视频致辞；第三次在中国的屯溪召开，这一次是扩大版的外长会，它不仅是邻国外长，还包括重要的相关方，俄罗斯来的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来的是阿富汗事务特使托马斯·韦斯特，另外还有当事国阿富汗，其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也参与了。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的赛义德·哈桑·贾韦德教授也盛赞在屯溪召开的这次外长会以及会后发表的屯溪倡议，他说：这是一个分水岭式的联合声明，它带来了很多希望。这个决议重申：尊重阿富汗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国家前途，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基本原则。阿富汗在过去50年里一直处于动荡、冲突、战争、困苦和贫困中，中国在达成这一区域一致意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没有打一枪一弹就已经俘获了我们的心，这是因为中国一直在支持阿富汗。贾韦德教授言辞恳切地说，中巴都认为阿富汗的和平和稳定对地区发展、繁荣至关重要。双方还认为，阿富汗临时政府应该建立基础、广泛和包容的政治构架，采取温和、健全的对外政策，实施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对内政策，以及确保阿富汗领土不会被用来对付任何邻国。地区各国都积极支持‘屯溪倡议’，‘屯溪倡议’为阿富汗的和平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有两个国家可以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博士认为，这两个国家显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他们处于更好的位置可以推动多边合作，科尔图诺夫说，没人愿意看到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聚集地，没有一个国家希望阿富汗成为毒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这就形成了多边合作很好的基础。而且所有阿富汗的邻国都属于上合组织，多边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开展是有很大潜力的。
在阿富汗问题参与方的问题上，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则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他分析说，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民族成分来看，主要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和土库曼族，其中，人口占40%的普什图族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有非常近的亲缘关系。同时，阿富汗被认为是一个西亚国家，因此，地处西亚的土耳其、伊朗、沙特都可以对其发挥一些作用。另外，从中东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些国家也可以凭借它们独特的国家身份和地区与全球身份，和阿富汗当地的部族和教派开展更多的联系。
除了连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语人口，孙德刚还提到，阿富汗有近500万说突厥语的少数族群，这种历史联系证明土阿两国有着很深的关联。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阿富汗的安全合作更不能够忽略与西亚伊斯兰大国的合作。土耳其的慈善组织，伊朗的经济合作组织，沙特领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都在阿富汗发挥着作用。孙德刚说，中国和阿富汗的邻国包括西亚的大国（再加上俄罗斯）参与阿富汗的安全治理，有助于增强西亚国家的亚洲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有助于丰富中国周边外交的内涵。
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已经初步形成了美西方有意忽略阿富汗问题的现实情况，中俄及周边国家开始成为阿富汗事务更主要的参与者。兰州大学朱永彪教授认为，围绕阿富汗问题的竞争方式与模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将以合作防御型竞争为主。
朱永彪将这种竞争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第一是尊重，各国都尊重阿富汗的历史与国情，尊重阿富汗全体人民包括少数民族的选择；第二是合作，中国及其它周边邻国对独占争霸没有意愿和动力，也缺少一定的实力，更多考虑的是多元的复合型的共赢合作；第三是开放，也就是不排他，各国在阿富汗事务上都主张也都呼吁美国继续负责；第四是防御，它不是进攻型的，更不主张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第五是共享，各国都希望通过建设性支持阿富汗重建，使得阿富汗实现自身的稳定，同时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加强区域内及跨区域的合作，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共享阿富汗稳定带来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