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鱼探长）
十年前，我十八岁。对于成人礼，其实早有想法。
高中时，我在数不清的考卷里，读到过两篇文章，深深地触动了花季雨季的我，让我觉得，等到高考结束，我的十八岁成人礼也要那般有意义。这两篇文章名字很相似，一篇是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另一篇是雪小禅的《十八岁那年曾远行》。
看起来，我的十八岁似乎也该去远行。但十年后的今天再回看，并非如此。虽然十八岁的暑假我的确一个人出门游荡过，但却是坐车而不是骑车，因此也并没有路途上的际遇。
想来，我十八岁真正的成年礼，应该是高三暑假跟着舅爷去砖厂里做工。为什么是这件事情，还得回溯我的成长轨迹才清楚。
我虽是黄土高原农村长大的孩子，但从小受父母恩宠，其实很少干农活，大多只是做一些轻活，比起同辈一些能干的伙伴，我相差甚远。高中时我离开乡下去省城读书，不仅生活方式大变样，性格和思想也明显改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刻在我的十六岁，期末考试结束，我和同乡同学一起坐车回家，当回到小县城的时候，我们去了趟商场，进门看到一面镜子，当时的我便照着镜子收拾起自己的发型，买东西时随口而出的也是普通话——被我的同学戳胳膊提醒，回到家乡了就要说长武方言好吧！我这才反应上来。
原来，我与生我养我的故乡，的确渐渐走远了，我眼里的故乡变得越来越小。我的身上，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重叠着外面世界的影子。因为从小学习很好的缘故，因为在城里上学的缘故，在那个阶段，所有人都相信，我会考上一所好大学，然后走出这乡村，去外面闯事业。乡亲们相信十八岁的我会有光明的前程，这种相信，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某种残忍与见外——他们相信，未来的我很可能会在外功成名就，于是也会认为，眼前的这个十八岁的我也不属于这片故土。
我明白这是一种人之常情的祝愿与希冀，但也隐隐觉察到，于十八岁的我而言，这同样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轻浮。
因为高中三年，在我性格最叛逆的三年青春期，每年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切换，让我对城乡二元有了别样的体会。对于我而言，城市和乡村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各有不同。我并不认为城市就比乡村高等和先进，我也不认为城里人就比农村人见识远大——农村是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可城市也没有农村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农村人是没有城里人懂得那么多的资讯和知识，但城里人也不见得就博学到了解农村的大千世界和生活规则。只是各有不同罢了。只是这个时代人们习惯于拿太多城市的标准来衡量农村罢了。
所以，十八岁那年，我对自己的期盼便是——洗去身上的轻浮。
我从黄土高原上最熟悉的作家路遥的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得到启发：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
十八岁的我，需要投入一种沉重的劳动。
不过高考结束，很不巧的是，家乡也进入三伏天里的农闲期，并没有什么农活需要我打理。于是，我将目光瞄准了舅爷家附近的砖厂。
在我们家乡，把外公外婆是称呼为舅爷舅奶的。我跟爸妈说了想法，于是我妈带着我来我舅家，长辈们担心我吃不了那份苦，但我信誓旦旦。于是，舅爷便同意，去跟村里的砖厂的老板打好招呼，第二天便带着我上地干活了。
七月天，正是热。天也亮得早。
早晨五点就要开工，意味着四点半就要起床，这让我绝无睡懒觉的可能。四点天色渐亮，舅爷舅奶便起床，奶奶在家喂鸡，忙活闲碎的农活，之后做早饭。我跟着舅爷，戴上草帽，拿上布手套，肩上扛一把铁锨，舅爷扛着锄头，便向两百米外的胡同那头的砖厂走去。
这个砖厂是镇子上最大的一家，从我记事起，它就在了。从小到大，每次来舅爷家走亲戚，都得路过这个砖厂。它建在一个山坡上，背靠着坡，不断地挖土，停放着好几台推土机和挖掘机；挖下来的土，被传送带送到砖窑口，那是在平地上人工修建的砖窑，跟蜂窝一样，有好些入口，里面温度暴热，小时候我总觉得太上老君就适合在这样的砖窑里炼仙丹。砖窑面前，便是广阔的平地，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又一排尚未进窑的砖胚子，以及从窑里拉出来的霞红新砖。
在这样一个砖厂，显然是有很多工种的。而爷爷给我安排了最轻松的一种，即跟在他身边，和几位大叔一起，在传送带的起点，在山坡之下，挖土和铲土——将挖掘机挖下来的粗放型的土块，用锄头或䦆头敲成相对均匀的小块，再用铁锨一锨一锨送到半人高的传送带上。大概就是这么个活，可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不比那些讲究技巧的推三轮的送砖工，烧砖师傅们更不用说。
但就是看起来这么简单的活，我也并没干好。
清晨，从五点刨土铲土，等到太阳终于到了眉梢，熬到了八点，歇工——八点到九点，回家吃早饭。仅仅抡了一早上，我的胳膊就已经抬不起劲，还是此前干活太少，没有肌肉记忆的缘故。哦不，那是十八岁，都还没有肌肉，我还是个瘦小伙。不过一干活，饭量却是大增，早饭干三个馒头，再加一碗粥，完全没问题。
吃过早饭，舅爷用水壶给我装了水，他自己带着茶杯，砖厂那边工地上也有热水壶。这一班是从上午九点干到十二点，也是皓日当空的时辰。尽管带着偌大的草帽，但还是汗如雨下，我的短袖很快就湿了，舅爷时常让我去那边土堆树底下休息去，几位叔叔也笑道我，小伙子，干活讲究的是巧劲，你不能用蛮力，很快就会把你累趴的。你这娃娃还不会干活，细皮嫩肉的，受这份苦来干啥嘛……
但我不好意思偷懒。因为我舅爷都已经七十岁，还来砖厂常年辛苦做工，他都受得了，我一个小伙子又有什么理由偷懒。
很快，到了十二点，回家吃午饭时，我发现我的手掌已经磨出了水泡，尽管戴着手套也无济于事。奶奶看到后，轻怪舅爷没照顾好我，以为让我干重活了。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是七月天里热炸的时辰，主要用于吃饭和睡午觉。我早已筋疲力尽，趴在炕上就呼呼大睡。
到了三点，暑气仍未消退。但已是上工点。舅爷叫醒我，爷孙俩戴上草帽，扛上锄头铁锨，又一次出门上工了。这是一天中的最后一班，从下午三点干到下午六点。午后的阳光也不温柔，斜射过来反而让头顶的草帽作用减半，我的气力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不停歇地干活，但我也不能撂挑子，这种时候坚持就是胜利，那我就干得慢一点，跟其他大叔相比，我仿佛就是0.5倍速的干活。
终于撑到下午下工，这劳累的一天可算结束了，回到家吃饭，我发现手掌的水泡居然已经磨破了，流出的脓液沾染了手套，我倒也顾不得这点疼痛，冲洗一下不碍事，明天会自己结皮的。
晚上九点我就上炕了，很快便睡去。
第二天，如此往复。中午回家吃过饭后再上工时，十四岁的小表妹在路口招呼她的初中同学，俩小姑娘在太阳底下撑着伞。表妹向路上的我挥手，而戴着草帽的表哥我，挥了挥肩上的铁锨予以回应。
第三天，上工继续。午后吃饭时表妹过来，惊呼哥你怎么晒黑成这样了！两天时间，我就黑了一圈，脱掉上衣，身上的背心和短袖轮廓清晰可见。我跟奶奶说觉得脖子后面老感觉痒，奶奶凑近看了后发现原来是脖子已经晒得蜕皮。
第四天，吃过午饭后，雷雨来袭，于是不用再上工。我得到了意外的放假。
第五天，十二点回来吃午饭，发现我妈来了。我妈说，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这意味着接下来我得去办理一些上学需要的手续事宜。舅爷说，下午我去跟人家砖厂一说，把娃这几天的工钱一结。
一天七十块钱，算五天。五七三百五。
……
这就是十八岁时，我短暂的劳动经历。也是我心里，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
在此之前，在这片黄土高原的土地上，我成长得轻松又愉快，我没有忍受过饥饿，甚至没有体验过贫穷，因为家里把最好的条件都给了我。但我的确缺乏劳动。
因为缺乏劳动，实际上，十八岁之前的我，并不懂得这片土地的厚重，也从未真正感受过生活的分量。
我不想成为一个轻浮于世的人，也不想成为我从乡亲们的言语和眼神里意会的那种——考上学便从此恨不能远离家乡的那种所谓的有本事的人。
我想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成为一个既能看得见城市生活的长处，也不忘却乡村生活的质朴根本的人。
我之所以能想到要到砖厂做工，是因为在我们家，有比我大七岁的表哥在先，他那时候初中辍学，便跟着爷爷先到砖厂做了半年工，后来再去外面城市闯荡。表哥做事便很稳重，性情质朴不轻浮。
我需要去除掉自己身上的傲气与娇气，去除掉自己的轻浮。除了劳动，沉重的劳动，我没看到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带着七月砖厂留下的晒黑印记，不久后我走进了大学，而那份晒痕，直到过年时都未完全消退。
我想我的十八岁，有这样的印记，也是一种幸运。
对于我而言，这就是最好的成人礼，也是最符合我心意的成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