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国内学界对于贫困现象本身的剖析和学者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开掘。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径路，为我们深入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从理解贫困的基准、贫困的产生、贫困生活和贫困救济这四个方面着手，梳理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并总结对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拓展对于贫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启示，是十分必要的。从日本的研究成果反观我国的贫困研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贫困，我们需要全方位把握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逻辑，充分认识贫困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并需重视用生计术视角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生计行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计行为。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今天，面对存在的诸多困境，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从与其他国家贫困救济史的比较中，为理解贫困治理的困境找到更明晰的谱系学定位和更深入的阐释空间。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彻底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中央提出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2018年是脱贫攻坚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攻坚、聚焦特殊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聚焦贫困群众脱贫最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改进帮扶政策举措，增加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并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就成了各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在制定和实施扶贫、脱贫的政策方案之前，更为根本的工作，在于界定作为政策对象的贫困群体和贫困现象，厘清贫困的基准和贫困产生的机制，明确贫困救助本身的意义。

国内学界既有的对于贫困群体界定和贫困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内和欧美各国贫困概念及贫困线测量方法的梳理，以及对扶贫政策实施和扶贫资源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治理问题的总结和反思。但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国内学界对于贫困现象本身的剖析和学者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开掘。而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径路，则为我们深入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本文将从理解贫困的基准、贫困的产生、贫困生活和贫困救济这四个方面着手，梳理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并总结出对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拓展贫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启示。

一、如何理解贫困的基准

理解贫困的基准，也就意味着理解对贫困现象和群体的判定方法，理解对非贫困现象的筛选和排除，以及对自力生存与救济生存之边界的社会划定。

对于此，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s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1]明确指出，由于内容的复杂性，如何测定生活水平，如何设定衡量基准，都是非常困难的课题。研究者们所要做的，只有尽可能多地设定衡量指标，并尽可能多地长期观察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该论文集以中国、日本、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丹麦、俄罗斯、斯洛文尼亚为对象，从实质工资、消费构造、卡路里摄取量、人口动态（人口增减、平均余命、死亡率等）和平均身高等多个方面，收集了16至20世纪的数据，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以中国为例，18世纪的中国生活水准不但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差，反而有可能高于20世纪前叶。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长期趋势来看，同一国内的生活水平也不一定就处于直线上升的发展状态。研究近世日本生活水准的斋藤修则指出，1820年代以后，日本的实质工资下降了，然而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小农家庭生活水平的低下，因为有证据表明当时小农的农业所得恰好增加了。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农村的带薪劳动者家庭与日本自耕农家庭的推定可支配所得，基本处于同一水平。[2]viii-ix,81-83,137,[3]167,180-187在前工业化时代，从GDP和人均实质工资上看，欧洲与亚洲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差距。然而，各自内部甚至同一国内的地域差别、同一社会内部的阶层差别则可能更为明显。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越多，研究者就越会发现历史地设定最低生活和贫困线的基准是何其困难。

与过去比较论的研究进路，往往由于在与过去的状况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现状比过去好，进而得出现在的贫困算不了什么的结论。然而，不论是在21世纪的中国还是日本，都仍然有类似饿死家中的新闻见诸网络和报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当承认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贫穷。我们的研究无疑应该扩大历史的视野，对每个时代的贫穷状态进行有生活触感的经验比较。

在研究对象的甄别方面，学者们往往通过阶层研究的分类尺度发现贫困。比如，在近世日本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持高被作为发现贫困的指标。这样一来，没有所持石高（无高），或所持石高为少者，就被划分为贫农。高尾一彦在对摄津国住吉郡平野乡町（大阪市）的研究中，将无高的半农半商的佃农、水呑小百姓划分为佃作贫农层。[4]古岛敏雄在对庆长至明治期河内国若江郡下小坂村（大阪府东大阪市）的研究中，将持高五石以下的农民划分为零细贫农层。[5]45-47,116而山崎隆三在对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摄津国村的研究中，也将持高五石以下的农民称为零细农民、下层农民，并规定为贫农层。[6]44,[7]363-364

但问题在于，持高本身并不能反映农户年收入的多少。由于村民有佃作和兼业的可能，持高相同的农户在米谷生产量上也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进而在总收入上存在不小的差距。反过来说，两个农户的总收入即使差不多，他们的持高也可能相差甚远。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村民的总收入也无法仅仅用农地经营规模进行判断。尽管如此，不少日本的贫困研究，仍然依据实际耕作面积来发现贫农。

比如中村哲在对幕末和泉国农村的研究中，将耕作面积越小，则其中佃作地的面积就越大作为判断的前提假设，从而认为包括佃作地在内的耕作面积在三反以下者，就是通过农外带薪劳动和营业勉强维持再生产的贫农、半无产层；而在佃作贫农中，耕作面积未满五反、特别是未满三反的零细农业经营者，则属于贫农层。[8]79,82-85,87,89,97,100庄司俊作在研究大正、昭和期农村时，将近畿等地经营耕地面积在五反以下、东北地区经营耕地面积在八反以下的农民，划分为贫农、半无产层。[9]80坂根嘉弘在研究20世纪20-30年代的京都府南桑田郡村时，认为在自耕与佃作同时进行的农民中，耕作面积未满五反的阶层为贫农层；而在佃农层中，耕作面积未满八反的阶层为贫农层。[10]66-67此外，在1954年，日本厚生省也将耕地面积少于五反的专业农家，以及未满三反的第一种兼业农家，视为低所得阶层。[11]262、267―268、435

以上研究对贫困对象的判定主张可称为持高主义和耕地规模主义。这两种主张，都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对于近世和近现代的农民而言，兼业是非常重要的生计方式。早在13世纪，货币经济就已经开始渗透进日本社会。带薪劳动者并非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因为农民层的分化、资本主义大工厂的分工而出现，历史也并非从自给经济走向货币经济、从小经营走向大工厂这样单线条地发展。从13世纪一直到20世纪，自给经济（小农经营）与货币经济（带薪劳动）在农家的生计结构中同时存在，只是两者的比重会时有调整。深谷克己从17世纪后半期农民生计的展开状况中得出结论，认为江户时代的中下层农民正是由于将农耕与农耕外的务工相结合，才实现了百姓成立（农民能够维持具有再生产可能的经营水平）。[12]162,168,178

农民的兼业形态是否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呢？野吕荣太郎以来的许多研究者所主张的兼业观和小农经营观都认为，农民因为仅靠农业无法维持生计、无法缴清年贡，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兼业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种立场，其实是基于一种认定村民就应该，或就希望每时每刻都通过生产和贩卖农作物而让家计得以自立的固有偏见，这种偏见显然无法经得住理性分析。就农民自身的立场来看，兼业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对市场所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反映出一种策略性的、灵活的小农经营形象。农民为了寻求更安定、更好的生活，而拓宽生计方式，并随社会状况的变化而灵活调整生计方式，往来于村内和村外。换句话说，带薪劳动并不一定意味着脱农化，而可能仅仅是小农家庭经营中复合性生计的一环。对复合性家庭经营生计方式的采用，或对生计方式的取舍选择，在近世农民看来本就是理所当然的。[13]41-45

耕地荒废是否是农民穷困的表征呢？一些持农村荒废论的研究者认为，农村人口减少，耕地大规模荒废，就意味着饥荒频发、农民流民化，当然表明农民已经陷入了贫困状态。比如长仓保对北关东常陆国和下野国各村落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中期以后，因破产农民的增加，村内人口减少，马数也减少，荒地以及因人手不足而产生的耕作放弃地随之增加，各村落都显出荒废、穷困、穷乏的景象。这种景象并非北关东独有，而是在18世纪后半期遍及整个日本的一般性穷乏现象。[14]100,112-114,154,172,204-205在1740年代享保改革末期，在勘定奉行神尾春央的主导下，大和国幕领各村（奈良盆地农村）被施以严酷的年贡增收政策。研究者谷山正道根据当时农民请愿文书中记载的由于高免（高税率）而致惣百姓（村内农民）穷困、因穷困而荒废田地，以及所反映的破产农民增加导致户口减少的事理，判断当时农民经营极端恶化、农村陷入疲敝。谷山运用国诉（一国规模的请愿运动）文书史料，分析了18世纪60-70年代（田沼期）、80年代末（宽政改革期）及19世纪20年代以前（化政期），耕作放弃地、村民代耕地（村惣作地）增加的现象。该研究认为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作物价格下落、经营成本（肥料费、奉公人工资）高腾、领主掠夺、高利贷所引发的大量农民破产、出奔，和村中出现的劳动力不足。[15]31-36,40-41,134-143,148,190-193,222-228,244-257

这些研究都将农村土地的荒废作为农民穷困的表征，也将农村土地的荒废作为农民暴动的动因，以至于农民和农村的贫困化论与农民运动史研究发生了关联。然而，荒地背后农民的事实逻辑却未必如此。

平野哲也对18世纪下野国的研究发现，在18世纪后期出现的大量荒地中，水田总是先于旱田被农民放弃，而旱田中被更早放弃的又是生产条件相对恶劣的新田。这是因为在米价长期低落、鱼肥（用鱼做的肥料）价格高腾的情况下，种植水稻在市场上无利可图。为了确保收入来源，农民自然更愿意优先种植旱作物，并且最后选择放弃旱田。

因此，荒地的增加毋宁说显示的是农民的策略性耕作放弃。也就是说，象征着农村荒废和穷困的荒地增加和离村现象（农村人口减少），也可以理解为因保持着主体性的小农积极摸索更有利的生计方式这一经济行为而导致的后果。农民并不是哭着放弃耕地，而是故意将不能产生收益的农地抛荒。进一步说，在各种生计方式的选项面前，下野农民的离村现象（由破产而产生的现象也包括在内）并不一定是由于生活困难而万不得已的结果，不如说这是农民被城镇的挣钱机会和生活方式所吸引，为了得到稳定的收入而做出的积极选择，或因有目的地去村外生活，且确信在城镇能够享受丰裕的生活而产生的行动。即使是举家离村，也并不意味着离村者与出身地农村的绝缘，因为他们往往会将所持田地的一部分和百姓株（作为村民的资格）让与亲戚或五人组保管，为将来有可能做出的归村选择留下余地。[16]75－85、106－115、129、253－268、425、432－434、447－452

此外，在不少贫困研究中，丰足的（非贫穷的）生活水平的标准，似乎已成为自明之理。比如在中国学者的贫困研究中，吃肉多、穿名牌、住楼房似乎成了吃得不错、穿得不错、住得也不错的理所当然的标志。而日本学者在研究中的表现也一样：对贫困的生活水平的界定，不是过于模糊，就是过于体现学者个人的生活志向。比如，小学馆《全集日本的历史》系列，在关于近世后期至幕末的社会状况方面有这样的叙述：

财富的不均衡状况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深刻。贫农极度贫穷，以‘改造社会’（世直し）为口号，期待国家的转变，为政治的变革预备了足够的政治情势。

贫农离村，进入杂业层，曾经强固的身份制社会的基础开始松动。[17]46-62

在这些描述中，我们看不到作者对贫穷、贫农的判断基准，对所谓极度贫困也无法形成生活现实感。野吕荣太郎在论述1910年至1926年经营规模未满五反的零细农时，认为这些农户由于只从事农业生产，农家中会出现常时性剩余劳动力，这样就会有一部分家庭成员或常时、或临时地去从事带薪劳动或其他经营活动，以勉强让动物性的最低生活持续下去[18]53。在这段叙述中，动物性最低生活仿佛是农村最下层的生活标志。作者已然将所谓 动物性最低生活的具体内容当成了无需阐释和反思的自明之理。

庄司俊作的研究则提到，1900年代拥有2.5町步土地的茨城县上层自耕农，也不能把米饭吃到令人很满足的程度。庄司以此为例证说明当时农家的生活穷迫[9]37-38，但他并没有觉得为何与米、麦、粟等混食相比，将米100%作为主食就是‘丰足’的生活是一个值得究问的问题。[13]56

在2016年审定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详说日本史 改订版》中，也有如下段落：

许多农民的衣服通常是用麻布和棉花做成的筒袖，日常的主食是麦、粟、稗等杂粮，米很少见，住处是萱草为屋顶的简陋房屋。他们不得不过着一种在衣食住各个方面全面贫穷的生活。[19]189

然而，穿麻与棉花做的衣服，以杂粮为食，住在以萱草为顶的家中，为何就是贫穷的？[13]28其实已有统计研究表明，从1840年代到1930年代，将麦混入米中吃是理所当然的食生活方式；而直到1930年代为止，瓦房还不是主流，用蒿草、茅草做房顶的房屋才是最普遍的。[20]296-302,[21]48,52,64-65也许基于这样的事实，就会有研究者得出所以日本村民一直很穷的结论。这些研究者似乎认为，只有每天以100%的白米为主食、住上钢筋混凝土建的房子、每天换着穿颜色鲜艳的漂亮衣服，这样的生活才称得上丰足。[13]49殊不知，这样的判断只不过反映了研究者本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时代的生活志向。基于如此主观的判定标准而得出的结论，其根基必然是极其薄弱的。

二、如何理解贫困的产生

通过史料进行贫困研究的学者，容易将大量农民没落为佃农、贫农的现象归因于年贡过重和高利贷。在日本近世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认为随着全国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地方各藩财政穷乏，强化了领主的年贡掠夺。

然而，托马斯·史密斯对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出羽、越后、远江、近江、和泉、播磨、纪伊这七国的共计11个村的年贡变化进行了考察，却发现作为课税基础的村高基本上没有变化，长期以来年贡率也保持稳定态势，甚至某些村还出现了下降倾向。由于实际农业生产力在不断上升，村高和年贡率与现实生产性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越来越弱。对于某一地区的农民来说，他们的贡租负担实际上是越来越轻的。[22]穐本洋哉对1840年代长州藩的研究也表明，虽然当时农田税率高达40%左右，但从包含非农业部门在内的领内生产总量来看，平均税率仅为20%左右，特别在非农业部门产量占比高的地区，平均税率还不到15%。[23]3-4,128-141佐藤常雄对信浓国各村年贡率的研究也指出，虽然形式年贡率（在村高（村内米的总产量）中年贡米的比率）可达40-50%，但若将米、大麦、小麦、大豆、菜种等都纳入米谷生产量来计算，实质年贡率其实只有17-28%。[24]111－119如果将生丝、棉花、小豆以及酿酒产出额、农闲务工收入也纳入计算，则实质年贡率将会更低。同样，中山富广对地租改正期（1877年）广岛县惠苏郡奥门田村的分析也发现，全村39家农户的实质年贡率中，最高的达33%，10-20%的有19户，10%以下的有17户，平均下来实质年贡率只有10%。[25]

虽然农业税率并不高，但农民在请愿文书中却多会强调年贡负担重，并成为许多进行史料研究的日本学者将近世农村的贫穷归因于年贡负担的主要原因。然而以上分析表明，请愿文书并没有揭示穷困的根本原因。农民运动之所以打着穷困旗号，将年贡作为攻击目标，是为了塑造一个需要承担所有责任的主体，并以此作为政治暴动的主要攻击目标。事实上，穷困的决定性元凶是米、麦的价格，以及村民个人的消费量。而这些项目，都是领主和幕府无法控制和调整的，导致穷困的责任主体并不明晰。就算一定要找一个引发穷困的责任主体，其责任发端也往往在于村民自身的消费欲，求真的溯因过程显然将越发瓦解暴动的正当性。因此，村民与领主的交涉并不把焦点放在米的市场行情上，而是围绕年贡负担的石高量进行讨价还价。[13]151

那么，家庭经营如果出现赤字，就会导致小农破产的逻辑一定成立吗？对于经营黑字的农户来说，年收入中非消费支出（年贡缴纳、代替劳役的小入用）所占的比例也较大，因此可支配收入未必很多。而根据木村光生的研究，造成赤字的最大原因，不是年贡和借款，而是农民自身旺盛的消费欲，包括对米、麦这些主食谷物的摄取量，以及其他个人支出。追求与收入相适应的自由消费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上有余裕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而在此之前，对于村民来说最重要的并非消费水平与年收入相匹配，而是满足每一个时代在保证自身尊严方面的最低限条件。[13]301

从木下生光对大和国吉野郡田原村1808年《去卯年御田畑出来作物书上帐》这一农户收支报告书的研究来看，田原村内农户的等价可处分所得表现出分散均匀分布结构，因此无法以层为单位对村庄结构进行划分，也很难找到占多数的所谓普通农户。

就具体案例而言，有的农户虽然完全没有可处分所得，家庭收支也出现大赤字，却也没有破产和逃亡，仍然在村庄内继续生活下去了；有的农户从账面上看起来处于经营黑字状态，却突然陷入破产，全家逃亡不知去向，或成为附近亲戚家的奉公人。在村庄行政管理人员的家计案例中，表面上生计赤字不多、等价可支配收入不少的农户，最后陷入破产、逃亡的境地，而看起来经营出现大赤字的农户，却反而一直安稳地在村庄内继续生活的情况，也时有出现。逃亡后的农户，最后可能因下落不明而永远从户籍上消失，也可能经过亲戚的相互扶助，突然重新回归村庄、出现在户籍册上，并被当成普通村民记载。由此可见，在倾家荡产和逃亡后，当事人的生活也未必一定贫苦、悲惨。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无高、以带薪劳动收入为主的家庭，最后逐渐复归村落的普通生活。

从对以上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依据年收入、等价可处分所得、赤字率等客观数字，并不能得出某种数值条件一旦满足就必然如何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将倾家荡产和逃亡视为贫困的指标，那么在造成这一事态的因果链条中，并不存在一种必然化的客观性科学法则。

三、如何理解贫困生活

在现代研究者看来，贫困生活似乎意味着一种已经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悲惨生存状态。在对日本近世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乞讨、出奔或夜逃，一般被认为是农民破产后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乞讨、出奔或夜逃所带来的，一定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无法安定下来的悲惨生活。其中，对于行乞之人，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因生活极端穷困，而被迫离开所居农村的。除了流浪乞讨，他们就再无其他可选择的生计方式。

然而，木下生光通过对1869年和泉国泉郡南王子村（大阪府和泉市）1869年《难涩人取调子书上帐》以及《御救御手当金顶戴请印帐》的研究发现，流浪乞讨的农户也不尽然只有离村流浪这一种生计方式。继续定居农村，在从事普通农业劳动的同时流浪乞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有一家农户，父母都生病无法劳动，30岁的女儿外出从事带薪劳动赚钱，只有8岁的儿子通过乞讨维持家计，此外他们还从亲戚、五人组那里获得生活援助。另有一村民因患病而无法结婚，且没有任何亲戚，他专营草鞋贩卖，同时在贩卖之地行乞，并从村庄行政人员那里得到公共资源再分配性质的扶助。木下通过案例研究指出，乞讨仅仅是家庭经营、生计复合的一个环节，而并非流浪之民独有的生计方式。对于那些定居在农村从事普通劳作的农户来说，行乞只是根据状况可以合理选择的生计术之一。[13]170-172当家庭成员全部生病无法劳作，而靠乞讨也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时，亲戚和五人组才会施以援手。

也就是说，村内扶助机制并不会立刻发动，首先还是要看当事人有没有通过包括行乞在内的一切努力而达成生计自立状态的可能。如果当事人年老体衰、身无所依，无法通过乞讨维持生计，村庄行政才开始发动公的抚养救助机能。[26]252今西一的研究，更将村乞食以及到其他町村行乞的惯常行为视为町村共同体抚养机能或救济体系的一部分。[27]369这些现象，都能体现出视自我责任下的自立生存和勤劳、勤勉为贵，视无法还清欠账、无法自力更生为耻的村落社会共识。

此外，日本近世还存在农户在打零工的同时，以社寺参觐为契机在路上乞讨的情况，以及农户中的特定家庭成员因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纠葛，而独自外出行乞的情况。在河内国石川郡（大阪府），还出现了儿子因父亲小时候对自己没有尽抚养之责而拒绝赡养父亲的事例。居住在大塚村的儿子想赶走从水分村流落而来的父亲，但在邻居的奉劝之下，儿子在自家院中角落铺了一张席子，允许父亲晚上在此睡觉。于是父亲到了晚上就回来睡觉，早上就出去行乞。[28]133-134这说明行乞也可能是由家庭内的私事而引发，而不一定是由于全家的共同家计陷入绝境而出现的集体行为。

由于我们往往会认为，在住惯了的土地上一直生活下去就是幸福、有余裕的生活，类似出奔、夜逃那样离开故土而谋生的生活，就自然会被贴上不幸、贫穷的标签。

然而，事实也未必如此。由于多重债务，一些农户全家夜逃到邻村，作为非人番（江户时代村落中负责维持治安的职位）而在邻村再就业。在史料中通常用零落一词指代这种情况。在日本，即使是超过了熟人社会圈域范围的村落，也能接纳毫无身份担保的帐外人（已销户的逃亡农户）甚至已死亡的帐外人的子女落户。这体现出日本村落的包容力。虽然出奔、夜逃的农民离开了已经住惯的村庄，但这一行为可能也正意味着农民在生计上是有选择来到一个新天地再出发的选择余地的。随着出逃农户经济条件的恢复，该农户仍然有在离村三年后回归出身地村庄的可能。当然，出奔、夜逃也不一定是全家规模地发生。由于在一部分家庭成员出奔、夜逃的情况下，村内剩下的家庭成员也能受到村落共同体的援助，农户整体就避免了走向完全没落的危险。

因此，从农民的视点来看，出奔、夜逃也可视为是一些农户实现策略型复兴的手段。由于村庄中存在视无法还清欠账、无法自力更生为耻的社会共识，对于农户而言，与其为了留在村里居住而忍受屈辱、接受村内扶助，还不如干脆选择出奔、夜逃。这一行为并不一定是当事人毫无计划的、无法控制的无奈行为，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当事人怀着对再定居、再就业的渴望而做出的有计划性的选择。

在日本近世时期，破产后将所有地交给村落共同体的村民称为绝人。从大和国山边郡上入田村（奈良县天理市）和播磨国佐用郡大畠村（兵库县佐用町）的事例来看，村落共同体会将绝人的田地按照土质和远近，以抓阄的方式平均分给处于中、上层的农户，以保证那块土地上年贡诸役的筹措。然而绝人仍然有复活的希望。当绝人由于生计好转想要回原来那块地时，村落共同体不但为绝人暂时垫付所要偿还的债务，并规定绝人未纳的税款只用偿清7成，大庄屋（村中主要行政职务之一）和其他村行政人员还会用赎买的方式从那些中、上农户手里收回曾属于绝人的土地，将其交给准备再出发的绝人。

另外，在昭和20年代以前的奈良县南生驹和群马县上野村，村落共同体会让有欠款的生活穷困者，到山里去开垦土地。这些村民就在山里搭建小屋，于是森林就成为了救济场。也正因为如此，在昭和恐慌时，山村的生计比一般的农村要更少受到冲击。在备中国漥屋郡（现都漥郡），则有贫者育山的惯习。[29]447-448秣场、野山上荒芜薄利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交给村落共同体，而生活穷困者则进入数个村共有的林野，住在山中小屋，贩卖采伐的木材，并从事耕作。再建生计后，他们就可重新返回原来的村。此外，在爱媛县日振岛村（现北宇和岛郡宇和海村）则有被作为穷困岛的御五神岛[30]660-661，在旧宇和岛吉田藩、滋贺县滋贺郡、宫崎县东臼杵郡椎叶村尾前，都有特定区划的空间供败者复活，比如用来进行烧田耕作的作业小屋，也能成为穷困者的居所。当然也有些农户基于家格意识（＝自尊心）的束缚，虽然生活已达极难之时，也不愿接受村的照顾，从而选择全家夜逃。

四、如何理解贫困救助

在对中国政府扶贫行政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关注到农民争低保、村干部挪用低保资源的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日本政府只能把握估算出的要保护家庭的20%左右的情况，支付的保护费也只够维持他们日常生活起居所需的营养充足。然而在日本，大众都把目光投向只占全部受保护家庭数的1-2%、支给额度连1%都不到的不正当受给事例，同时，认为受保护者是努力不足的懒人的意见不绝于耳；政府也试图削减生活保护费，并颁布法令要求官民一同监视受给者的日常生活。不靠行政上的生活保护救济就活不下去的许多人，也将接受保护费视为耻，在生活保护费的申请上犹豫不决，以至于无法脱离贫困状态，甚至饿死在自己家中。

2007年实施的国际舆论调查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7 Survey显示，对于国家和政府，对无法靠自己生活下去的贫困者负有救济责任这一问题，日本民众的回答情况是绝对赞成completely agree15%、基本赞成mostly agree44%，赞成回答率总计59%，在47个调查对象国中排在了末位。而在2006年的国际问卷调查ISSP（International Social Programme）中，认为对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给予经济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民众比例，在日本只占2成强，即使将回答总的来说是政府的责任的比例也加在一起，还是不超过6成，该比例在33个调查参加国中排名最后。

日本社会对生活穷困者的行政救济非常冷淡，普遍将贫困视为自己家庭的责任。这并不是一亿总中流的幻想破灭后，这20年来新自由主义蔓延的结果，也不是近世的村落互助网络逐渐崩溃后，在19世纪末期才出现的近代现象，而是自17世纪以来自我责任观的历史传统积累的结果。

2013年，兵库县小野市制定出《小野市福祉给付制度适正化条例》。若发现受给者将得到的金钱用于弹球盘、自行车竞赛、竞马及其他娱乐、赌博，将此信息提供给市行政机关被规定为市民及地域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朝日新闻》2012年7月6日朝刊刊登了如下事例。一位抚养着孩子，且经历过离婚和病痛、生活困难的50岁女性说：当初我觉得接受生活保护是可耻的，所以就没有想过去领那个钱。一对没有养老金、长期患病，收入仅与同住长女的打工收入相当的70多岁的夫妇说：接受福祉的照顾，从前我们认为是可耻的。只要我们还能有收入，就不想考虑申请生活保护费。另外可参见：今野晴貴『生活保護－知られざる恐怖の現場』（ちくま新書、2012年、第二章）、全国「餓死」「孤独死」問題調査団編『「餓死・孤立死」の頻発を見よ！』（あけび書房、2012年）。

虽然在法理上，1950年（新）《生活保护法》颁布以后，日本已经建立了以无差别平等原则（一般扶助主义）为基础的生活保障体系，但大众对贫困的公的救济仍然态度冷淡。

根据木下生光对河内国丹北郡六反村（大阪市）在1866年作成的难涩人调查·对策史料的研究，当时的救济策略带有明显的个别性（各村自立标准、独自展开，领主官员也无法插手）和临时性（非恒常的）。村虽然准备了将储备米贷出（貸付・貸渡米）、将储备米便宜卖出（安売り・安値米）、无偿给予储备米（施行）三种救济方案，但各农家基于自主的判断，即使是被行政层界定为极极难涩人的农户，也还是倾向于回避可以无偿得到救济费的非市场性救济方式，选择有买或借要素的市场性救济方式。[13]241-242这种行为偏好背后，也是由于村社会中存在无论生活多么穷困，倚靠他人施舍永远放在最后的强迫观念。

社会性制裁机制的存在，也强化了上述观念。在大和国平群郡法隆寺村等10个村组成的幕领组合村法隆寺·龙田村组合，以及河内国丹北郡若林村（大阪府松原市）[13]243-245，接收了村落共同体公共的无偿救济米（施行）的农户，在日常生活中必须留心谨慎自己的衣着（即不准戴斗笠、不准穿绢织物等服装禁制）、鞋子、发饰，也不能过以酗酒、游山玩水为象征的奢侈生活，其户主必须自己承认为村落共同体添了麻烦，因此向村落共同体郑重宣誓，表达奉受施行，深表感谢，一定遵守禁制规定之意。成人男性被禁止在包括村集体活动的场合穿正装（和服外褂、竹皮草屐）。他们必须在周围人都穿正装的时候，忍辱穿常服。这种行动规制可长达20-30年。特别在村庄全体遭受饥荒之时，无偿接受救济的行为，更被视为对村落共同体造成麻烦的行为，而成为村落社会制裁的对象。河内国的规定则更加屈辱：将施行受给者的姓名张贴在居民日常聚集的地方，以及每户受给者的家门前，让大家都知道是谁对村落共同体造成了麻烦。甚至规定，受给者在拜访施行米的原资提供者施主人的房屋时，必须在门外就将鞋脱下，以极低的姿势爬进屋内。

总而言之，对于近世的村民而言，接受从村落共同体而来的公共无偿救济，就意味着村内自身社会地位的低下。因此除非到了甘受地位低下之辱的地步，他们宁愿选择一种市场性的救济方式。

而对于行政救济，日本以往的研究通常持一种御救后退史观。该史观认为，17世纪领主的责任和义务是保证百姓成立（农民生计的维持），这是当时领主和农民双方的共识，农民也对实施御救的领主怀有恩赖感。但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领主财政困难，领主逐渐放弃了御救的责任和义务，农民对领主阶级的解决能力深感失望，幕藩领主的威信丧失，抚民价值和理念的实现能力从根本上瓦解。御救的财源在享保饥荒之后出现贡租化趋势，原本属于领主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御救，开始倚靠民间富裕者的自发性行动，转化为村行政组织的责任。因此，一种公认的单线式历史像认为，18世纪后半期以后，领主的直接救济渐渐转为消极，代之而起的是由农民负担的储谷制，以及倚靠村内富裕者的穷困者救济，或倚靠农民的农民救济。农民生活保障的主体和责任，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然而，根据更细致的案例分析，即使在17世纪，优先负有救济责任的主体仍然是村，而非幕府和领主。幕藩领主也向来重视村的救济责任，因为领主的御救只是百姓成立的条件之一，而一村相助体现的民间救济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幕末的18世纪，领主的御救也不胜枚举，决不能视其为特殊和例外。[13]258-262事实上，公权力的御救在积极与消极之间来回摇摆，本质上是由于幕府御救费在收支决算中只被列为被称为别口的临时费项目，而并没有被纳入被称为定式的经常费。因此御救的积极与否，是由每个时期的政策判断所左右的，村民们也并没有希望从公权力那里得到恒常的御救。[13]262-267

之所以应对贫困的自我责任观能够如此深入地扎根日本社会，大概可以归因于两个要素：①公的救济是以个别具体的农户为对象而展开，这是建立在以居民登录制度为代表的人身把握制度严格得以实施的基础之上的；②救贫行为及其财源是公共化的，社会对救济费能够产生一种负担感，因此自生出对受给者的社会性制裁机制，为社会添麻烦的受给观念也会内化在受给者心中。

在此我们可以反观中国的情况。在清代，中国已经全国规模地建立起以常平仓、社仓、义仓这三仓为代表的备荒储蓄体制，其中也包括或以便宜价格出卖、或借贷、或以无偿提供的方式，供给生活穷困者以储备谷的情况。但与近世日本农村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基本上不存在对接受无偿救助的忌避感。即使在部分地区存在，其产生也并非以对受给者的社会性制裁机制为前提。这是因为中国的三仓是向大众开放的，无论贫富，谁都可以从中得到利益，这导致为社会造成负担、添麻烦的对象无法追究，使得制裁也没有了产生的必要和可能。[13]311-312这种救济资源分配的开放性，也导致便宜的储备谷最后大量流入试图将其转卖出去的商人手中，再加上管理储备谷的官僚采取不正当手段借储备谷获取私利，真正的生活穷困者最终却无法得到储备谷。虽然各地在18世纪30-50年代尝试建立生活穷困者的登录簿，但由于在当时的中国，严格的居民登录制度并不完备，登录簿的制作工作也无法顺利进行。三仓的开放性，虽然使受给者免于遭受社会性制裁和由此而来的令人无地自容的心理压力，但救济制度本身的运作也因此在效率上大打折扣。

当然，近年的中国农村经验调查研究者发现，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先也存在对低保的忌避感。然而这种忌避感的产生，并不是以社会性惩罚机制为前提的。比如在赣南山区的竹村，在低保制度推行初期，大部分村民都认为低保的取得是生产能力弱的表现，并通常与家庭变故相联系，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并不算一件有面子的事情。正常村民与贫困人群之间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差距，而且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隔离。参见郭亮《走出祖荫：赣南村治模式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97页。

五、对于我国贫困研究的启示

从日本的贫困研究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第一，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逻辑需要全方位把握。在研究时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农民的兼业状态，从农民的视点解释农民做出的行为选择背后的动机，同时将对贫困这一容易带入主观判断的概念相对化，留意这一概念背后的时空定位及其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过程。

第二，充分认识贫困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假定在村民的贫困化过程中，存在某种特定的法则和构造性矛盾，并试图对其进行实证。然而，事实的复杂性通常与这种假定和实证相去甚远，并不像将村民走向没落和贫困的原因都归咎于幕藩领主和特权商人的私欲链这种外在于村民本人的特定之敌的分析逻辑这样单纯。[13]129-159由于贫困线的确定非常困难，再加上评估对象的消费行动非常复杂，要法则性地、科学地预测通往贫困的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走向贫困的过程，也许并没有什么客观法则。只有以这样的谦虚态度，我们才有可能开创新的村落贫困史研究。

第三，要重视用生计术视角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生计行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计行为。不仅要分析农民走向贫穷的过程机制，农民在落入贫困之后如何寻求自力更生，也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比如，对于那些应被纳入低保、却没有被纳入低保的农户，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对他们在生活中采取的应对策略进行关注。

第四，理解现代中国救济行政的处境，也可以将其纳入到较长的历史视野中去观照。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今天，面对贫困治理中存在的诸多困境，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从与其他国家贫困救济史的比较中，为理解贫困治理的困境找到更明晰的谱系学定位和更深入的阐释空间。

（原文发表于《如何理解贫困：日本贫困研究视野下的省思》《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