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医院不愿意用国产（难道国外的月亮比较圆）

中外的抗疫策略如此不同，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以两个月全民居家隔离、超级城市武汉封城76天等等为代价控制住了疫情，成为当下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国外则愈演愈恶劣，新增确证和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死亡率几倍于中国，且丝毫看不到拐点。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中国抗疫策略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仍然要我行我素采用自己的被动式抗疫方式呢？

有些朋友将这种不同原因定义为傲慢与偏见，认为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久以来的傲慢和对中国的偏见导致他们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现在不可控了才向疫情缴械投降，玩群体免疫这一套阿甘策略。这种说法，对，但是也不全对。下面我们来详细对比一下中西抗疫策略的核心：

中国式抗疫：中央决策、上下联动、全民参与，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中国国家机器强大的动员能力；医护集聚、军队支援、应收尽收，这样做的根本底气是举国体制坚决的执行能力；物资驰援、营建医院、生活保供，保障这一点靠的是雄厚的生产能力；武汉封城、全民居家、联防联控，在一个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和14亿的人口大国实现这一点，靠的是普遍较高的国民素质。

欧美式抗疫：初期是政府轻视、上下分离、各自为政，仿佛所有人都被自身强大的表象被迷惑了，认为自己什么都强大，中国疫情严重一定是因为她医卫体系不健全、医疗技术落后、中国人整体身体素质差，咱们欧美都是发达国家，小小新冠病毒不算什么——这就是没有武汉的命却得了同样的病（疫情初期，武汉部分人士也是盲目乐观，认为武汉有中国最先进的病毒研究中心，所以病毒性肺炎不足为惧）；中期政府开始重视了、但百姓仍然自行其是，上下都在坚决防控和放任自流中犹豫徘徊，甚至出现了也许有一天新冠肺炎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记者会）这样没谱的论调；后来，政府和百姓都重视了，开始采取积极举措来抗疫了，但是发现已经遭不住了，所以一些国家开始放弃治疗了，遭不住的原因无非是以下几点：疫情严重看不到拐点，医疗物资短缺甚至连医护人员自身安全都保障不了，长久的封城、隔离等防疫举措会拖垮国民经济造成经济大萧条等等。

我们总结一下，欧美国家这种抗疫策略背后的原因。

一是较差的动员能力。动员能力指国家对人力、物力、财力、精神力量等潜力用于战争的号召力、转化力、组织力，是动员潜力转为现实力量的主观条件，没有动员能力这个主观条件，动员潜力仍然是自在之物，而不能成为现实的活的力量。动员能力的大小，决定动员潜力转化和发挥的程度。疫情防控毫无疑问是一场总体战争，是战争，那么动员能力就是决定战役成败得非常重要的因素。四大转化能力，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次疫情防控中外动员能力差距这么大，主要原因在于动员能力的核心就是财政能力，小政府和大政府，财政能力天然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说直白点，凭借强大的财政能力，中国政府能够第一时间将国家财富转化为社会行动，而由长时间财政投放（改善公共服务、营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所带来的政府公信力又进一步提升了动员能力里面的精神因素。一个有实力的政府自然具有公信力、有公信力的政府自然能让治下人民听从号召与引导。而西方，恰恰相反，政府防疫措施根本影响不了个人的行为选择，或者说影响较小收效甚微，毕竟谁都知道号召终究只是号召，它不是法律，所以我们看到意大利，一边是市长们在社交媒体上咆哮吐槽群众不听从指令和号召，一边是路面行人和小规模聚会随处可见。

二是极差的执行能力。执行力指的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是把战略、规划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关键。执行力包含完成任务的意愿，完成任务的能力，完成任务的程度。在这场战役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欧美决策者长时间在主动抗疫和盲目乐观之间犹豫徘徊，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往往是两回事（如英国首相约翰逊抢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马后炮），这就是面临任务时完成任务的意愿不坚决，游移不定、优柔寡断；后来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的公务人员走进街头宣传抗疫举措被嘲讽和追打，英国首相劝导民众不必哄抢物资而超市的厕纸都被抢光，美国总统跟各个州长们就防疫物资乱打口水仗，这就是欧美国家机器完成任务的能力，对比中国，欧美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有质的差距；再后来，我们看到欧美政府终于开始大规模行动了，结果疫情已经控制不住了，想要学习中国应收尽收的意大利发现没有那么多医疗储备，于是伦巴第大区的主席想要中国医护人员接管ICU，西班牙政府直接剥夺65岁以上老人上呼吸机的权利，英国和瑞典等北欧国家强制病患签署非存亡时刻不叫救护车的承诺书，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解除了写信求助的罗斯福号航母的舰长，理由之一是求助的行为伤害了美军的尊严——毫无疑问，欧美国家完成任务的程度也不同程度的跑偏了，任务没完成前先丢了人权理念与强者尊严。

三是偏科的生产能力，不少评论者把这个归总结为生产力，其实生产力本身的概念太大了，欧美国家缺乏医疗物资（如英国的ICU病房，医生的防护甚至还不如我国普通家庭一个不会做菜的家庭煮夫）、没有能力速建速成方舱医院等等，其实只是社会生产能力偏科而已。这些发达国家经济构成超过50%为服务业，顾名思义，服务业生产的是服务而不是产品，所以这不是笼统的生产力问题，若论社会生产力，中国并不占明显优势，他们真正缺少是在第一时间生产出防疫物资和医疗器械、速建施救医院的能力。疫情防控中发生作用的主要是工业生产能力，如防疫物资、医疗器械等的制造。当代发达的欧美国家制造业基本都存在偏科问题，制造业发达者基本是各有所长，例如美国的军火和芯片、德国的钢铁和汽车、法国的飞机和奢侈品、瑞士的钟表和精密仪器等等，不像我们国家经历过资本主义世界长时间的封锁和孤立，工业体系健全而强大，在嫦娥上天、天宫巡月的同时，我们没有放弃医疗物资、治疗器械等领域的发展，所以才具备了打好疫情防控持久战的物质保障。因此，不要奇怪欧美为什么迟迟不肯学习中国经验，老是说标准答案摆在眼前抄都不会抄，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抄，除了尊严问题以外，首先一个痛点就是兜里没货，应收尽收、集中收治等等他们短时间之内玩不起，而且也害怕因为物资短缺被人卡住脖子（这个有可能卡住他们脖子人是谁我想大家都懂）。

四是普遍较低的国民素质，我这么明晃晃说国外公民普遍素质低（是普遍不是全部），国内某些公知可能要跳脚了，毕竟在他们眼里国外的月亮更圆、欧美的空气最香，但实事求是，欧美的教育分层严重，20%的富人阶层享受的是精英教育，天生就拥有最好的教育资源、上最好的学校、请最好的老师，而80%的普通人没有办法获得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所以国家只好变着法子哄着他们玩以消耗掉他们的受教育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几代下来，精英阶层的后代仍然是精英，而穷人孩子仍然生活在底层，穷人的孩子们大多光顾着玩呢就迷迷糊糊长大了。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普通老外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算不清楚，在超市买菜都要借助计算器，中国过去的小留学生随便背背九九乘法表也能被称之为神童。（不是说会数学就是所有素质都高，这只是举一个教育成效的例子；可笑的是，国内竟然有很多所谓教育专家为国外的快乐教育站台洗地，还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先进的教育理念。）不得不说，我们国家扎实的九年义务教育确实让我们大部分公民的素质较西方高了一大筹，于是我们能做到以严格之行律己、以同理之心待人，面对疫情大多数人基本能做到自觉戴口罩、少出行、不聚会。我们戴口罩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他人、隔断传播、战胜疫情，欧美人士却觉得自己有病才需要戴口罩，不管疫情多严重不戴口罩都是我的自由、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所以，我们能够顺利执行的全民抗疫，国外做不到，国民素质限制了政府防疫策略的上限。

我想，说到这里又有一群公知要跳出来咆哮了：尔等天朝顺民，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只会做政府的顺民，哪能理解人家欧美国家公民追求自由和人权的可贵精神呢？你们只不过是一群在雄狮淫威下瑟瑟颤抖的待宰羔羊而已，当然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啦！这里我就必须得说说了，中华民族从来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中国人民也从来都是这颗蔚蓝星球上最具有独立思想的国民群体，是的，没有之一。早在两千年前，两个农民所带领的起义军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多少王朝更迭都是底层百姓先举起反抗的旗帜，神话传说里夸父敢于逐日、精卫敢于填海、后羿能对太阳开弓，文学作品里一只猴子也能大呼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百多年前救亡图存的时候，我们有过中体西用的探索、也有过驱逐鞑虏的号召、还拉过扶清灭洋的大旗，即便是在那样风雨如晦的年代，我们的思想和抗争都不曾停止过哪怕一刻。反观欧美国家，那才真是顺民的故乡，匍匐在教权下一千多年，又匍匐在世俗王权下几百年，从未有过一场像样的反抗斗争，被吹上天的所谓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也不过是封建贵族和新兴资本家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已，底层百姓该在泥土里仍然在泥土里，其实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过人权与自由。

本文写于2020年4月，是一篇笔者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