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党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细读的前提共识：以文本为中心

我所说的细读，借鉴了钱理群、孙绍振、陈思和、詹丹等先生的细读主张及实践经验，但更倾向于将它明确地定义为借用批判性思维的策略与技能来解读作品的一种文本解读方法。有老师主张用深读这个词，我还是倾向于细读。这里的细，强调对文本的细致关怀，一切感悟与结论首先基于作品而不外求（当然，并不是否定外求）。陈思和先生认为文本细读须有三个前提，一是相信艺术的真实性，它虽然极不稳定也充满多种歧义而难以把握，但它仍然具有客观性，并不以个人的主观倾向而转移，文本是细读的第一要素；二要处理好理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理论只能提供解读的立场和方法，文本则是理解的根基；第三，特别强调不能预设框架，一切推断和结论都必须来自真实的阅读。细究其表述，他反复强调的，其实是文本中心这个细读的前提性原则。

文本中心意味着，面对文本，无论是立，还是破，无论是质疑，还是辩护，都要尊重文本自身的要素、结构与逻辑，基于客观的文本说话，基于文本的事实说话，基于文本的逻辑说话。这种基于文本事实与逻辑的解读，才是阅读教学的正道。但在教学实践中，无视文本及其意义客观性的去文本倾向一直存在。有人片面强调读者的解读自由，随意扩张多元解读的边界，甚至为了所谓的个性与创造性而不惜过度阐释。这种无视学理合法性与逻辑合理性的解读，往往以个人的知识结构与理解意向，强行突破文本固有的结构与意义框架，导致文本解读中的信息过载和意义溢出。像我们熟知的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强调多元解读的时候，千万不能忘了，再多的哈姆雷特也必须是哈姆雷特，而不能变成哈利波特，哈姆雷特是一个客观存在，它的生产者叫莎士比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的要素、结构与意义倾向都固定了下来。每一部作品都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一种它自己特有的结构，一种个性，一系列特征，它们为作品在接受过程中被接受的方式、产生的效应以及对它的评估预定了特定的方向。‚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人见人殊；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哈姆雷特》的内涵又是清晰且相对稳定的。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之中，一定有一个最哈姆雷特。

还有一些阅读理念与方法，本来是文本解读的良方，但由于理解上与实践上的偏差，反过来造成了对文本的遮蔽。这些工具，用的好，就是解剖文本的利器；用的不好，就成了蹂躏文本和肢解文本的屠刀。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这个理念并不深奥，甚至只能算是一种常识。即使是自然状态下的浅阅读，人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作品与作者及其时代关联起来，就像钱钟书先生戏称的鸡与蛋的关系一样，知人论世可能也是最合乎人的心理本能与常识经验的阅读理念。因此，抽象的说知人论世,或者基于日常经验与逻辑谈论知人论世，意义其实有限；只有借助一套合理的分析工具与论证方法，知人论世才有助于实现对文本的合理解读。相反，一旦将作品与作家及其时代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机械化、模式化，那么，知人论世的危害倒是显而易见的。不幸的是，日常教学大量存在的，就是这种机械唯物与形而上学的理解。我们在赞扬盛唐为李白的横空出世提供了丰厚土壤的同时，也在诉说安史之乱造就了一代诗圣杜甫，而理由则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至于诗人与时代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我们似乎没有雅兴去具体探究。再如《荷塘月色》的解读。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了将宏大的政治背景与作品的细腻情感做简单的因果关联与机械比附，这种无视文学自身规律和作家主体精神的庸俗社会学解读，极其粗暴和油滑，它培养的，不仅是简单粗暴的社会态度，也造就着肤浅和畸形的思维方式。

作品与作家及其时代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多元的。如何将它们关联起来，并予以合理化的理解与解释，单靠诸如国家不幸诗家幸这种现成的经验性框架是不够的，我们要做的，是具体的分析和深度的分析。但在急功近利的应试训练下，我们做的似乎正相反：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从现成的关于作家与作品的知识出发；不去认真体验、思考与判断，而是借助文本信息来印证已有的概念与判断，在知人论世的幌子下，给文本贴上各种相宜的标签。比如辛弃疾，抗金英雄、壮志难酬、悲愤压抑……几乎在每一首辛弃疾的诗词解读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堆辞藻，给人的感觉，辛弃疾这一生，除了抗金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愤压抑，其他都是空白。一个丰富多彩的人，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伟岸而苍白的政治动物。

有老师看到了这种以作家的研究代替文本的解读、以知识的印证来替代具体的阅读感知与思辨的危害，主张裸读，即不借助外界的任何支撑，仅靠语言本身的张力来把握文本的意蕴。裸读作为一种阅读的训练方式未尝不可，但以此来纠正知人论世的偏颇，似无必要。作为一个文本解读的理论，知人论世本身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譬如诗歌阅读，如果缺了知人论世的功夫，解读极易陷入抽象与空洞。譬如伤春悲秋，这是中国人普遍的心理情结，诗词中大量出现。学生单凭仅有的那么一点点诸如意象与意境的知识，就能做出知识性的判断，但若仅停留在这个判断，而不去关注诗人具体的情怀，那么，这些知识与概念恰恰阻断了学生与诗人对话的通道。孟浩然的《春晓》是伤春，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也是伤春，但他们伤怀的具体内容却截然不同。伤春悲秋绝不仅仅是一种时令性的情感反应，它一定与彼时彼地的那个活生生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而把握这个具体的情感内容才是诗歌阅读最关键的。不去考察这个活生生的人，不去关注这个人的复杂微妙的具体情感，等于丢弃了诗歌的灵魂，与诗歌教学的初衷也背道而驰了。

还有一种所谓的知人论世也值得商榷。以《孔雀东南飞》为例。我读过几篇论文，也听过几节课，发现大家都有意突破文本的事实框架，在文本之外探寻刘兰芝悲剧的原因——为什么刘兰芝被驱赶？他们的解释是刘兰芝不能为焦家生儿育女。更有言之凿凿的分析，说焦刘结婚两年，两年无子，即便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夫妇中间也必有人患不孕症。过去人们缺乏生育知识，倒霉的女人就背了这个锅。按照知人论世的原理，他们考证汉朝的婚姻家庭文化，发现刘兰芝正好合乎七出的条款。有老师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合理推断，认为靠合理推断填补了文本的逻辑空白。他觉得，原文中刘兰芝被休的原因并不充分。

这样的推断自然不是毫无道理，但问题在于，文本本身并未提供这样的信息，连暗示也没有，有必要去做这样的推断吗？有必要去填补这个空白吗？若依照这个逻辑，我们是否也可推断，刘兰芝可能因为身患恶疾而遭婆婆厌弃，或者因盗窃、嫉妒而招人厌恶，因为这些同样是七出的内容。有老师说，刘兰芝因不育而被驱逐，才能显示礼教与家长制的罪恶。但依照文本内容，焦母仅仅因为刘兰芝有个性，有主见，不太驯服，就违背儿子意愿将其赶出家门，不是更能显示其恶婆的霸道、强悍和专制本色吗？相反，若刘兰芝真是因为不能生育而被休，恶婆的凶悍色彩倒是被削弱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和风尚，可以想见，如果刘兰芝因不能生育而遭驱逐，那么，从当时的文化习俗和道德观念来看，焦母的做法都算不上过分，更谈不上缺德。这样一来，诗歌的题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强调文本中心，并非否定知人论世。赖瑞云老师说：中心并非一切，中心更非排他，所有其他因素，作家、读者、背景都是解读文本不可或缺的，但作品是中心。

细读的实质：思维的逻辑性、思辨性与批判性

与文本中心这个原则相呼应的，是一套细读的具体要领与方法，或许它们更能体现细读的特质与规律。谈及细读，实践者似乎更在意于罗列诸如语义分析、语词涵泳、细节揣摩、文本的解构与赋意、语境与修辞的微观分析等，这样的枚举当然有助于学习者的模仿与实践，但却难免零碎与芜杂。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找出几个意味不同寻常的语词加以细致分析，就算细读了？事实上，在教学实践中，一些标榜细读的教学，陷于繁琐的细节纠缠、繁复的语义分析或者玄妙的语词品味，让人眼花缭乱，不胜其烦。如果这就是细读，那么，十多年前曾被于漪老师痛批的碎尸万段，几乎也能算是细读的先驱了。

关注语词、细节等细微之处，这只是细读的表象，其实质则在于阅读活动中的思维的逻辑性、思辨性与批判性。陈思和说: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隐秘的经验进入阅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本可以随心所欲的肢解和剖析。因为作品一旦形成，就有了它自身的逻辑存在，即使作家也无法完全支配作品的思想倾向和内容发展。所以，最成功的文本细读不是研究者依据一种理论对文本做任意分析，而是研究者将自己的阅读心得与文本的内在逻辑合二为一，才能够达到细读所需要的主客体的和谐。所谓合二为一，并不是要消弭阅读与文本之间的沟壑，而是在文本关怀的基础上，寻求深刻的理解与理性的对话：先要理解文本自身的逻辑，靠的是文本细读与综合分析的能力；然后用自己的逻辑去判断文本的逻辑，寻找共鸣，或者发现破绽，靠的则是质疑、分析、判断与评价的功夫。简言之，细读之细，指的是在文本阅读中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分析问题的精细性与论证问题的缜密性。显然，这样的细读对阅读者的思维提出了更高要求。

下面以詹丹老师解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结尾处一个细节为例，谈谈细读的三个要领。原文及詹老师的分析如下：

林冲举手，肐察的一枪，先戳倒管营。陆虞候叫声饶命，吓的慌了手脚，走不动。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只一枪，又戳倒了。翻身回来，陆虞候却才行的三四步。林冲喝声道：好贼！你待那里去？批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便去陆谦脸上阁着，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陆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

在这里，林冲用长短不同的两种兵器来杀死他的仇人。对于两位帮凶，他用长兵器刺杀了他们，一方面因为对方急于逃走，他用长兵器更容易赶上凶手。更重要的是，长兵器延展出一段距离，使他并不需要逼近对方，更不需要与之交谈。而当他用短兵器朴刀来对付陆谦时，他与陆谦靠得那么近。因为他与陆谦从小是朋友关系，使他需要这样逼近对方，来问个究竟。我们可以说，两种兵器比划出的空间距离，对应着两种人际关系。但这样近乎机械的对应，也许只是一种偶然。关键倒在于，使用这两种兵器时林冲的不同态度，把一种非理性的报仇行为作了类别的细分，与默不作声中杀死管营和富安相对照的是，林冲杀陆谦的过程却被拉长了，还插进了他有关情理难容的两段说辞及陆谦的辩解。正是这种面对面的责问和辩解，给杀人的非理性行为抹上了一层理性的色彩。对于陆谦，林冲不但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也要在情理上驳倒他。这种驳倒，也意味着林冲要给自己杀作为朋友的陆谦一个充分理由。……

詹老师的这个分析，很好地体现了细读的精髓：

1、能够敏锐的发现问题。在风雪山神庙一节，忍无可忍的林冲终于突破底线开了杀戒，长久郁积在胸的压抑与仇恨一泻千里，一直为林冲提心吊胆且倍感压抑的读者也终于获得了酣畅淋漓的释放感。但问题在于，多数人陶醉于宣泄的快感，却未能关注到涉及兵器的这个细节，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现这是个值得揣摩和探究的问题。看起来，发现问题是一种感性直觉的能力，很多论者也喜欢用一些比喻性的表述来阐述发现的先决条件，譬如全身心的拥抱作品，以赤裸的心灵去直面文本，似乎全身心拥抱了，就能发现问题。这说法本身自然无懈可击，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阅读才算得上全身心的拥抱？怎样的心灵状态才算是赤裸的呢？是指心无杂念的关注，还是毫无保留的移情？用这些语词来描述细读，依然让人一头雾水，似乎死死盯住文本一字不落就算是细读了。顺便说，在包括学术讨论在内的公共话语中，总是流行着这样一类看起来十分美好但实际上缺乏具体内涵的词语，这无助于学术的进步，倒有碍于共识的达成。

在我看来，能否发现问题，是判断有否具有细读能力的一个基本标志。事实上，在文本阅读中，发现那些看似平常实则具有隐喻性、反讽性、意象性、修辞性、暗示性……的问题，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细心，它需要的，是阅读者强大的知识、文化与价值的积累，是基于感性但又超越感性的理性直觉能力。缺乏这些积淀，就算眼睛瞪得溜圆，也看不出字里行间的问题。詹老师的这个问题极具张力，从教学设计的角度看，这样的问题既有发散性，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活性；又有聚合性，能够导向对文本的深切关怀。

2、能够精细的分析问题。一支长枪，一把短刀，三个仇人……在这段文字中，詹老师细腻且极有层次感的文本分析，暗含着一连串的关联：从长短兵器的特性，关联到两种兵器比划出的空间距离，对应着两种人际关系，再关联到林冲的人际交往与蒙冤过程，再进一步关联到林冲的整个人生（《水浒传》的文本整体）。如此逐层剖析，纤毫入微，见出了文本细读的深厚功力。

发现问题当然不易，但也该承认，在教学现场，师生间往往能够互相刺激与启发，常有意想不到的问题产生。但是，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缺乏发现的眼光而失之交臂，另一些问题则因我们缺乏深度分析的意识与能力而胎死腹中。具体而有深度的分析能力，除了不可缺少的天分之外，恐怕还得借助于长期的、大量的、反复的文本细读训练，而且也只能在文本细读的训练中才能养成。但我们似乎瞧不起这种耗时费力的细读教学，热衷于混沌的整体感悟，强调笼而统之的整体把握，迷信印象式的瞬间感觉与个体感受，崇拜才子式的直觉顿悟。当然，也不乏鼓吹和售卖多快好省的阅读秘诀与捷径的，以此迎合市场的粗鄙与无知。这样的阅读教学，不仅培养不出真正的阅读能力，反而养成了浮躁功利的心态与粗糙低劣的思维方式。作为红学专家，詹丹老师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养成了细密严谨的思维方式，这显然有助于他在发现问题之后的继续追问和深度分析。

3、能够缜密的论证问题。林冲舍弃长枪而选择短刀下手，是否真的具有特殊意义和意味？意义又在哪里？问题有没有价值，不仅取决于分析，也取决于论证。其实，分析的过程，也是一个论证的过程，而分析的深广度也取决于论证的严谨与缜密。詹老师的这段文字，至少提供了三个维度的论证：

一是事实层面的铺垫。在林冲复仇这个场景中，小说已经安排了一个情节推进的环境，造成了一种事件发展的态势，客观上为林冲的兵器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相对于寻衅杀人的陆谦三人，林冲处在隐蔽状态，再加上彼此的武力对比非常悬殊，林冲在杀戮方式与兵器选择上就有了相当的自由度。因此，他选择用什么兵器，以什么方式，结果什么人，就有了更大的意义空间与更多的解读可能。

其次，是人性层面的阐释。林冲用长枪杀富安，不仅因为在追赶过程中，长枪用起来更便当，也因为他与作为喽啰的富安并未有什么交集，他更在乎的是快捷有效的消灭对手；陆谦则不同，他卖友求荣，从特定角度看，对林冲的精神伤害甚至超过了高俅。因此，他刻意将复仇过程拉长，不仅要从肉体上灭绝他，更要一泄心头之恨。这完全合乎人性的逻辑。杀富安，他可默不作声；杀陆谦，一定要通过这个残忍的杀戮过程来得到心理上的补偿。此刻的陆谦吓的慌了手脚，走不动，这正好给林冲提供了机会；陆谦为什么如此恐惧呢？因为他与林冲的渊源，因为他卖友求荣干下的那些罪恶的勾当，当然，作为曾经的朋友，他对林冲武艺的了如指掌……这一环扣一环的阐释与论证，揭示出了林冲此时此刻决绝的复仇心态，而这个心态非常符合人的共通体验。

再就是伦理道德层面的论证，也就是詹老师所说的理性。刘再复说林冲是一百零八将中唯一一个具有正常生命感觉的人。的确，作为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尽管其背景和履历缺乏更多交待，但据有限的信息，也能看出林冲有着正常的生活追求，有道德意识，有理性自制力，总之是个有底线意识和规则意识的人。有人说林冲此前的忍让是一种懦弱，我倒觉得，与其说他懦弱，还不如说这是一个承平日久的正常人在意想不到的灾难面前的正常反应。他太在意自己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地位，对丑恶势力太缺乏清醒的认知与判断，一厢情愿地希望靠忍气吞声与示弱来维护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人，即便到了不得不突破底线去杀人的地步，他也要为自己寻找充分和合理的理由，他动手前的责问和辩解，显然不是为了让陆谦死个瞑目，而是为了确证自己的杀戮的合法性与道德上的合理性。于此，林冲的心理逻辑与性格逻辑就前后呼应了。詹老师做出给杀人的非理性行为抹上了一层理性的色彩的判断，显然是经得起文本考量的。

一个细节的解读，关涉的不仅是一个词句的内涵或一个细节的寓意，更多的是对人物的体察与对生命的参悟，对文本逻辑与意蕴的整体观照，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正是思维的逻辑性、思辨性与批判性。理清文本自身的逻辑，在对话中进行思辨，在思辨中进行深度的分析与合理的论证，进而达成批判性的理解与解释, 这就是我理解的文本细读。

源自：《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2017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