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航天兔详述中国航天发展史的第五章，本来这章是打算写；我国航天早期科研人员构成的，但恰巧赶上马斯克的SN-15试射成功，所以这章就借着马斯克的SN-15，谈一谈这些年在我国航天发展历程中，那些艰辛故事吧……

友情提示：多图预警，万字长文（如果您有时间，真心希望您能看完，相信阅读本文，可以让您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些更深层的理解）

美国当地时间5月5日下午5点24分左右，星舰原型SN-15从德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海边发射台升空；

据SpaceX的直播视频介绍；火箭飞到大约10公里（6.2英里）的高度后缓慢下降，整个过程很顺利，唯一的问题是降落后SN-15底部出现了和SN-10一样的火焰，不过这个问题在几分钟后就被灭火器解决了，所以SN-15并未受到影响。

而从此次试飞看，SN-15通过软件、箭体结构、航电系统等上百项的改进，已经初步解决了之前星舰原型；着陆压力不足、发动机点火失败、着陆过重等问题，并从工程上真正验证了；多引擎并联控制、引擎重复点火、火箭机动降落、控制翼面与矢量引擎协同垂直水平切换、箭体定点受控返回、箭体软着陆等一系列流程。

当然，从着陆后箭体底部冒出的火焰看，引擎燃料输送系统还有待完善。

▲看着很小，但实际一点也不小的灭火器。

不过这点小问题始终瑕不掩瑜，SN-15总体上仍是非常成功的，在SN-15着陆后，马斯克也在推特上更新了自己的内容；

▲星舰正常着陆

套话说完了，航天兔就要说点今天真正想写的；

从人类共同体来讲，SN-15的试飞成功，标志着人类宇航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幸事，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尤其是国内不少人在祝贺的同时，总是想将我国的航天事业与之比较，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不出意外往往都是不好听的。

在这些刺耳的言论里，很多人都是在一边在赞美SpaceX是人类宇航事业的未来，一边又批评中国航天事业进步的缓慢，总是觉得中国航天事业缺少创新精神、缺少探索精神……

但实际上，这些纸面党的言论通常很偏颇，他们往往不了解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也不了解现今世界各国航天发展的现状，一切的结论，都是来自于主观臆断的猜测。

比如国内的某著名的问答平台上，就有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载人航天脚步放缓？

在这个问题下面，有着二百多定义不同的回答，但关键在于；

中国的航天事业真的放缓了吗？

不要说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北斗导航系统、嫦娥工程、火星探测工程，仅载人航天工程来说，按照当年的三步走原则，我们唯一稍显落后规划的，就是因为长五遥二失利，而耽误的空间站建设任务。

但即使如此，我们相比于同期其他国家的航天任务规划来说，已经非常快速并符合实际了。

▲当初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很多人拿这张图来讽刺国外航天任务规划的不靠谱，但只要国外航天稍微进步一点，中国航天事业的成绩就又看不见了。

现在总有人愿意强调；中国几十年的航天发展，还比不过人家SpaceX十几年的探索，可问题在于；

中国的航天事业当年是怎样发展的？

中国的航天事业实际起步于1956年；

在当年的7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

10月，又批准建立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当时的国防部五局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西钓鱼台的原军委124疗养院，工作人员都居住在一座1000平方米左右的简易三层楼房里。

其中，部分局领导干部和专家，住在位于黄带子坟的原北京军区106疗养院(现阜成路8号院)

而国防部五院，则在地处北京西郊车道沟的原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院址上筹建。

▲国防部五院旧址，北京空军466医院

后来航天工业委员会（航委）决定减少管理层次，国防部五局和五院合并，于是在1957年2月20日后合并的五局/院各单位，全都迁到了466医院办公，124疗养院又改成了集体宿舍。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的时候，上述三处的周围都是田野和坟地，周边没有公路，进城全靠步行，一公里范围内只有马神庙有一个小杂货店可以买到一些日用品，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图：国防部五院首次党代表大会1964.5.22）

后来有些老五院的专家，曾自嘲称：五院成立之初，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厂房，是地地道道的‘三无’研究院。

再后来，因为仿制1059（苏联P-2）的关系，国防部五院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在1957年11月21日进行了一次结构调整，划分出了一分院和二分院。

其中，一分院在1957年年底，从466医院搬到了北京云岗，暂时借住在马列主义学院的二分院校舍内，1958年8月8日又从云岗迁入到了南苑，借住在三机部211厂挤出来的两个宿舍楼和一栋试飞楼里（都是很简单的砖混结构二层小楼，实际根本就不够住）

▲一分院在刚成立的时候，科研区还是一片荒地，而生活区则是片刚收获的麦田。

由于一分院是主抓设计工作的，而当时又没有办公条件，所以一分院的主要办公场所，就是靠近南苑机场的两个废旧机库。

我们知道机库这东西，实际就是一个中间有大洞的库房，那时候不像现在，既没有空调，又不敢生火（怕烧图纸），所以冬天很冷、夏天又极热。

夏天热的时候还好些，大不了还可以光膀子，但冬天就困难了，尤其是那时候北京不像现在，冬季气温很低，很多人最后都得了冻疮。

1961年春节，国防科工委秘书长安东少将，代表聂荣臻元帅看望一分院的科研人员，但在握手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敢伸手，后来才了解到，是很多人手上都生了冻疮，所以才不敢跟领导握手。

时任一分院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任新民院士，在多年后对此回忆道；

当时，我是负责研制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动机的副总设计师。那年冬天，我的手也冻伤了，张钧政委带着药来看我，说聂帅听说任老师的手冻伤了，很着急把我叫去，他说：张钧，任新民的手冻伤了你们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注意，不能任着他们的性子干，这可不是小事。你回去帮我看看他，叫任老师注意身体。一句话，对我们国家这些科学家要好好爱护，注意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说完一分院，再说二分院；当时二分院迁到了北京西郊永定路的解放军后勤部财务学校大院。

虽然当时二分院要比一分院条件好些，但也仅只是好些而已，因为除了原本的几栋旧房子之外，也是一无所有，并且那时他们西面是坟地、东面还有一堆农田的露天粪坑。

据小道消息透露：在二分院建礼堂挖地基的时候，甚至还挖出了棺木和陪葬品。

时任二分院第一设计部地地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主任的黄纬禄院士，就曾特别回忆道；

到了夏季，蚊蝇成群、臭味熏天，这里环境之恶劣、条件之简陋，使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是个搞尖端武器研制的单位。

▲我国航天四老之一的黄纬禄院士。

后来国防部五院成立的三分院、四分院，也同样条件艰苦。

▲像1962年6月，五院固体发动机研究所（四分院前身）刚成立的时候，选址在四川泸州化工专科学校的废弃校园里，当时除了一栋三层教学楼外几乎一无所有，教室改建的实验室不够用，科研人员就只能在楼梯下或者走廊尽头安装仪器设备实验，既没防爆装置、又没隔离措施，而且当时主要的实验设备都是从西安三所现搬过去的，很多关键设备；例如碾片机，因为运输能力不足，都暂放在宜宾火车站，所以很多工序都是实验人员全手工操作，由于通风条件差、又无防护，操作化学成剂的时候，有的研究人员甚至边流鼻血边合成。

如果说国防部五院还只是条件简陋的话，那火箭基地则可以说是毫无条件。

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实验靶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实验训练基地），选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那里从来都是地广人稀，环境恶劣，面积114606平方公里的地区，现在居住人口才约2万人，其余多为无人居住的沙漠区域。

而导弹试验靶场的具体位置；就选定在甘肃、内蒙古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一个名叫赛汗桃莱的地方（40°5728N,100°1730E）

由于这里气候属于内陆干燥性气候，干旱少雨，温差极大，年平均气温仅8.3摄氏度，极端低温在零下36.4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在42.5摄氏度。

这里有首民谣是这样形容的；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长年不下雨，风吹石头跑。

曾担任导弹靶场勘察任务的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将军，曾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我们在酒泉周围的祁连山、中蒙边界、额济纳旗等地的空中看了看，认为额济纳旗青山头一带比较合适。第二天就乘汽车到了青山头，骑着骆驼到中蒙边界，详细踏勘了这一带的邻接情况、社会情况、交通条件、地形和土质、气象气候、水源、电力供应、通讯联络、土地占用、资源材料及附近居民等方面的情况，还在酒泉以东、以北的戈壁、沙漠和周围几个县都转了转，踏勘了好多天，得出个初步结论，就准备把场址定在这里。

那个时候，正值数九寒天，大西北的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青山头那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除了一丛丛褐色骆驼刺和坟头似的沙丘外，只有弱水河畔的几株干枯的胡杨树随风摇曳，真是平沙万里绝人烟。我们骑着骆驼在戈壁、沙漠跋涉，一阵寒风吹来，浑身打颤，吃尽了苦头。有一天夜里，因为天气太冷，我们用戈壁滩的梭梭柴在自己睡觉的土房里燃上一堆火，可谁知梭梭柴燃烧后一氧化碳含量太高，张贻祥同志住的那屋堵得也严，门关得也死，结果他煤气中毒了。好在因为天冷气候干燥，我和王尚荣同志谁也睡不着，就起来闲聊，喝了两壶水，一直聊到天明。

天亮后，我去叫张贻祥同志，他不吭声，我们就把门推开，走到他身边一看，吓了一跳，赶紧派飞机把他送到兰州军区总医院抢救，他才免于遇难。我虽然在戈壁滩只待了几天时间，可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渠上将，在1958年3月14日，指挥数万人的工程兵、铁道兵施工部队，兴建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导弹靶场；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位于酒泉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有768位为国铸剑的航天英烈长眠于此，在陵园内，还十多座无名的烈士墓碑，他们都是在基地建设初期牺牲后就近安葬的英烈，很多都是多年后才被发现并重新安葬在烈士陵园的，他们的身份信息和背后的故事早已遗失，我们很难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了。

而除了条件艰苦外，新中国航天当时最重要的是急缺科研人员；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大会在466小礼堂举行，当时参会的300多人里，除了国防部五局/院的近200党、政、后勤人员外，从全国有关高校抽调的大学生只有156人，而科研人员更是仅有30余人，而在这仅有的30余科研人员里，真正见过现代大型火箭的只有两人。

▲国防部五院成立时，真正见过现代火箭的除了钱学森院士外，只有曾经在英国留学、实习的黄纬禄院士，在伦敦博物馆见过英军缴获的V-2导弹实物（图：40年代在英国马可尼公司实习的黄纬禄院士，蛮帅的说）

而也正是因为科研人员人少、工业底子差，当年在国防部五院的导弹技术知识训练班里，有人甚至直接对教授火箭发动机的梁守槃院士问到；

你没有看见过导弹，就说可以研制导弹，岂不是夸夸其谈？

对此，梁守槃院士用德国V-2导弹的技术总负责人冯.不劳恩博士举例，说道；

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业技术虽然落后，但现在1956年的技术水平，绝不会低于德国1936年的技术水平，我们应当比20年前的德国人更有信心。既然德国人在20年前研制成功了导弹，我们中国人在20年后的今天，也一定能研制成功导弹。

豪言壮语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何其艰难……

▲我国航天四老之一的梁守槃院士。

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刚刚起步，就遇见了大跃进，当时国防部五院内部出现了轻敌思想，有人看到从苏联运来的两发P-1导弹样品，就认为这玩应儿简单，两个月就能给你敲出来。

更有甚者，甚至放话称：3年打到太平洋，5年放个小月亮。

这种明显违背科学规律的观点，最终的结果；就是敲出一堆没用的壳子。

当时钱学森院士面对这种情况，在院内多次强调：要注重科学发展，不能同意这些不切实际的观点。

可那时作为党外人士的钱学森院士，他的观点很难有人支持。

▲当时有一个小插曲，在大跃进过程中，全国号召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轰麻雀除四害，而作为力学研究所的所长，钱学森院士自然也不得不去，这事后来被中央领导知道后，严厉的批评了力学研究所的党组织负责人。

最后还是聂荣臻元帅出面，才解决了五院内部思想过热的问题，他召集国防部五院党委领导谈话，要求尊重钱学森院士，要支持和发挥他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导作用，并特意强调道；

要先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好比爬楼梯，爬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可刚刚解决了思想过热的问题，全国又面临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当时国防部五院和原子能研究所正处在关键时刻，科研人员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2点以后，可由于副食品短缺和营养跟不上，很多人出现浮肿、夜盲症。

当时，时任二分院第一设计部副主任的黄纬禄院士，曾对此回忆道；

在国防部五院，饥饿导致有的人上楼梯两手扶栏杆，蹲厕所两眼冒金花，有的人画着图就晕倒了，大伙几只能用糖精或盐粒兑水喂他们，让他们缓过气来。晚上大家睡得晚，饿得实在难熬时，就想办法买一点酱油膏，冲一点酱油汤充饥。

为此，黄纬禄院士还特别发明了抗饿新控制疗法，就是每当肚子饿的咕咕叫时，就把裤子上的皮带向里勒紧一个扣；再叫，就再勒紧一个。

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一书中对此也有过记载；

最困难的时候，科技人员的伙食标准是2611,即每月26斤粮，每餐1个馒头、1角钱干菜汤。因为粮食定量不够，更由于副食品严重缺乏，营养跟不上，致使许多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出现了浮肿、色盲等病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仍然在加班加点，苦心研究。五院和核武器研究所的办公楼里，灯光通宵达旦地亮着。

当时父亲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听到各方面的汇报，他深深地感叹：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啊!

▲这里航天兔需要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当时科研人员的26斤的定量，其实是黑面杂粮（图：聂荣臻元帅与她的女儿聂力）

后来，还是聂荣臻元帅，在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的支持下，向海军和各大军区募捐，才勉强搞到了部分白糖、黄豆等副食品度过了难关。

当时这部分副食品，全部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专家和科技人员，而军政领导、行政后勤等机关工作人员是没有的。

所以当时相对来讲，最困难的还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当时发射基地最困难的时候，北京去人调查，时任基地后勤部部长的张志勇将军，连点招待的伙食都拿不出来，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吩咐炊事班做饭的时候，多给窝窝头掺点玉米面，少放点沙枣叶。

98年张志勇将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1960年冬天，那个时候比较困难，我吃饭都吃不饱，有一天晚上，睡觉起来以后，要出去小便，我一离开那个床，就摔倒在地，我也不知道，怎么摔地上的。

▲张志勇老将军

后来，调查组临走的时候，用两杆大称挨个称了一下基地官兵的体重，结果发现；基地官兵几乎人人不过百，其中代司令员李福泽将军96斤、秘书长李柄耀94斤、机要处副处长梅根生更是仅有93斤。

等国家好不容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没多久又迎来了四清运动，国防部五院很多关键岗位的领导都靠边站了，像二分院导弹控制研究所，全部领导都被挂起来、靠边站。

挂起来、靠边站——在当时有个俗称；叫上楼，也就是天天不许工作，只能写检查，谁自我检查写的深刻，谁才能下楼。

后来四清运动过去后，紧接着十年动乱又来了，那时候已经改组为七机部的国防部五院也受到了冲击。

像刚才提到的二分院导弹控制研究所，他们的副所长梁思礼院士，刚刚因为东风二号急需解决控制系统问题而下楼，就被造反派逼着，在打倒七机部部长王秉璋的大字报上签字，他不同意就被打成了假革命分子，动乱一开始就遭到了冲击。

尽管当时东风二号离不开他，但他的家人扔不免受到波及，当时他还健在的五个哥哥姐姐；思成、思庄、思懿、思达、思恩，全部下放或者进了牛棚，妻子赵菁被隔离审查，老家以破四旧名义被抄，80岁的老母亲被人赶到了杂物间，1968年因肠癌孤苦去世。

▲梁思礼院士

而当时整个七机部内遭受冲击的又何止梁思礼院士一人；

四院（固体发动机研究院）副院长肖淦严刑拷打至断腿、材料工艺研究所所长姚桐斌被活活打死……

航天兔仔细看过航天系相关的40多位院士履历，发现在第一代航天院士中，有一大半都在那一时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轻则隔离审查、重则围殴毒打，下放、劳动、蹲牛棚的比比皆是。

在混乱最严重的时候，七机部有的下属分院，所有院、所、厂领导统统靠边站。

时任八院总工程师、曾主持长征一号初样设计的王希季院士，在有关于长征一号的传记里，对那一时期是这样记载的；

1967年11月1日，国防科工委决定将第八设计院的任务由运载火箭总体改为航天器总体，长征一号的总体任务移交给第一研究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他带着长征一号的全部资料来到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随处可见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个个头朝下的人名上打着血红的大叉子，仿佛一份份死刑判决书。人们有忙着刷标语口号的，有正往墙上贴新大字报的，独不见出面接洽移交工作的院领导。

一连找了好几间办公室，他也未能找到要找的人。原来，领导们不是靠边站了，就是正在接受审查，革命群众则终日忙着造反和打派仗，整个研究院处于全面瘫痪状态中。

转了一大圈，最后由一位刚提拔起来不久的研究室副主任小陈——年仅31岁的陈寿椿出面，代表运载火箭研究院办理了移交手续。终于完成了交接，王希季非但不觉轻松，反而变得忧心忡忡，凝聚着那么多人心血的长征一号落入如此混乱的状态中，会有怎样的结果?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最后还是由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同意后，对七机部实行军管，并对一批关键技术专家进行军事保护，才算勉强维持了七机部的稳定。

▲王希季院士

但这长达十年的不正常发展，还是极大的影响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正常进程。

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时任通信兵司令部政治处主任，后调任七机任部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的吕若平，在回忆中明确说道；

在文革那个非常年代，第七机械工业部是个长期动乱不止的老大难单位。周恩来总理几十次出面、开会也未彻底解决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插手，严重影响了航天科研生产的进程。

直到1976年动乱结束后，我国的航天系统才算从新走上了正轨，但当全国人民都在迎接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的航天事业却又迎来了更大的危机；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指令性的航天科研任务开始锐减。

1982年4月，中央决定对国家机关进行体制改革，七机部被改组为航天工业部（简称：航天部），根据国防科工委的要求，航天部对内开展航天型号的清理整顿工作，大批在研型号被迫下马。

面对困境，航天部高层根据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倡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提出了军民结合，在军工第一的前提下，开启军转民、内转外的战略模式，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口号。

搞导弹、火箭的航天部，开始承接各类民品生产，以缓解生产设备闲置和人员能力过剩的问题。

▲航天部当时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没钱，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很多一辈子从事航天工作的科研人员，其收入远不如同期下海的商人，像当时航天部的全国劳动模范、一院一部高级工程师、我国弹道设计的开拓者徐梦伦院士，他们一家四口住的地方才15平方米，中午吃饭也就是一碗连鸡蛋都舍不得放的清水挂面而已。

但就是这样，还是有人认为航天部花费过高；

当时主导国家经济工作的部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航天事业花钱太多，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对经济建设就是个拖累，不建议国家在航天领域再投资，如果国家需要卫星可以向外国租借或购买，甚至连火箭都可以直接购买国外的产品。

其中最激烈的言论甚至称：国际上一二十年内不会打大仗，我国不需要再搞航天，尤其是经济建设和航天发展是一对矛盾，想要发展经济就得放弃航天。

这些明显错误的言论，在当时极其市场，航天部经常受到两弹一星把中国搞穷了、航天不是国计民生所必须的议论。

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4月；屠守锷、梁守槃、卢庆骏、张镰斧、陆元九、谢光选，这六位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联名向中央上书，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发展航天事业。

▲在这份名为《大力发展航天技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书中，六位德高望重的航天院士，共同强调航天事业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希望中国继续发展航天技术，保持中国航天事业在世界的一席之地。

后来航天部的领导，还专门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经济界知名专家，到航天部参观、会谈，并由时任一院技术副院长的王永志院士主讲。

在那次会议上，王永志院士特意强调道：

谁说两弹一星把国家搞穷了？从1956年航天事业起步到1984年为止，我们28年的耗资总额，也不过分别是美国、苏联1984年一个年度在这方面投资的1/3、1/4。凭着这有限的经费，我们为两弹一星工程研制出从中近程到洲际射程的导弹，研制出3种卫星运载火箭，发射了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

▲王永志院士

实际上新中国航天事业的花费一直非常之少，不仅仅是在八十年代之前，哪怕直到现在，我们每年的航天预算也只有同期美国的数十分之一；

▲2012年，在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试验情况的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我国载人航天，自1992年实施以来到2013年神舟十号任务的花费；共计约390亿人民币，平均每年不到20亿人民币。

而同期美国2013年的航天总预算，就高达393亿美元。

▲美国航天除了NASA外、还包括美国国防部、交通部等多个部门，有的时候美国国防部的航天预算甚至比NASA还要高。

现在，很多人经常质疑说中国靠举国之力发展的航天技术，却仍然不如马斯克的SpaceX，但问题是，所谓的举国之力往往是有上限的，那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天花板。

当年NASA搞阿波罗登月，每年的花费占据美国联邦总预算的4.41%，仅一发土星五的发射价格就高达1.8亿美元，而整个研发费用更是高达65亿美元，要知道那时候布雷森顿体系还没有解体，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35美元可兑换盎司（28.35克）黄金，有金融知识好的小伙伴可以计算一下，看看那是多大一笔钱。

▲当年一发这个，比两条小鹰还贵。

而那时，中国的航天事业刚起步，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后来好不容易解决了温饱问题，又历尽风波，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有了相对平稳的发展环境。

可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航天人还是从五十年代起；先后通过两弹一星工程、八年四弹计划、三抓任务、新三星一箭一论证规划、载人航天工程、嫦娥探月工程等系列发展计划，逐步让中国航天事业走到了世界发展的前列。

如今，面对马斯克的SpaceX，航天兔不否认在航天发展新思路上，它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SpaceX的成功，背靠的是整个美国航天产业链的基础。

SpaceX从来不是马斯克一个人的SpaceX，在马斯克的背后，还有NASA数十年发展而来的航天架构体系；

▲SpaceX早期的资金来自于NASA的合同。研发基地；租用的是德州麦克雷戈现成的航天基地。发射场；租用的是范登堡空军基地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而研发人才；则都是长年在航天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员。像SpaceX创始人之一；推进部门首席技术官的汤姆穆勒，他在1992年硕士毕业后一直在从事航天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原先是TRW旗下TR-106引擎的首席工程师，后来受马斯克邀请，在2002年加入SpaceX后就主持了梅林引擎的研发工作。而SpaceX的首席发射官约翰.F.穆拉托雷、首席运营官格温肖特雷尔，也都是在航天领域有着长年工作经验的专家。

如今我们在看到SpaceX的各种大胆宇航计划，总是会不自觉的惋惜我国航天发展的保守，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从来不是以大胆、激进而著称的，而是要始终遵循为国民服务的准则，所以如何用有限的资金，更好的为国家经济、民生服务？才是我国航天事业主要考虑的问题。

原国家航天局副局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郭宝柱，曾在回忆编写《中国的航天》白皮书的过程中，对中国二十一世界的民用航天发展，有过明确的说明；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对空间技术的发展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例如，关于两大(大平台、大运载)、两小(小卫星、小运载)、两个发动机的发展思路；国民经济各部门按照科技兴国战略提出了应用需求，科学院也提出了空间探测计划的课题。在规划研究过程中，反复征求了工业部门、应用部门、科学院和有关大学的意见。白皮书初稿完成以后，还专门委托中国工程院组织工程院和科学院院士对白皮书和民用航天十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思路进行了评议。

研讨过程中的一个共识是需求牵引。为了充分了解各领域的需求，在白皮书起草期间走访和接待了国土资源部、减灾委、环保局、中科院、气象局、海洋局、农科院、清华大学等许多部门和单位，召开了14个部委参加的遥感卫星需求论证会。

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区分轻重缓急安排航天项目是规划研讨过程中形成的另一个共识。

根据国情，不可能同时对所有需求大幅度投入，因此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国家有限的民用航天资金，应当首先积极保证那些直接有益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项目，而另一些项目则应当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因此在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合理部署发展各种航天活动采用优先安排、积极支持、适度发展和跟踪研究四种不同方式协调发展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活动。

最后，长寿命、大容量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和新一代无毒、无污染、高性能和低成本的运载火箭，气象卫星、资源卫星、海洋卫星和环境与灾害监测小卫星群组成的四个遥感卫星系列，在民用航天近期发展规划中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也列上了户头

中国的航天事业，一直都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画卷，它的每一次展开，都离不开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而在这些历史画卷的背后，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因为这些故事太过隐秘，才让很多人对其产生了误解，如果您希望中国航天变得更加美好，就希望您可以给它更多的时间，航天兔相信；中国航天的未来，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

最后，非常感谢您这么长时间的阅读，向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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