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秋天，主席去南方视察，来到了长沙。
像往常一样，他让身边的人员都出去逛街，买点东西，和老百姓聊聊天，回来把信息告诉他。主席年轻时不愧是做过社会调查的。
有个工作人员很迟才回来，手里拿着条的确良面料的裤子，脸上却有些不高兴。
主席问她怎么了，她汇报说，为了买这条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很长的队。
主席听了很感慨：
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
那时候，发达国家普遍在用化学纤维作布料，比重一般都占到纺织品的40%以上。的确良的学名叫涤纶，就是化学纤维的一种。用这种纤维做成的衣服，色彩鲜艳，耐磨耐洗，还不起皱褶。
但是，在那时的中国，用化学纤维做成的衣服只占5.5%，大部分的衣服还是棉织品。
主席找来总理，问他能不能搞点化纤。话说得很心酸：
买件的确良还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总理的表情有些为难。因为搞化纤的技术和设备都是西方的，咱们还做不到。
主席问，能不能买？总理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回应：当然可以。
于是，因为一个工作人员买裤子的经历，一个国家的大型引进工程开始酝酿了。
在主席视察长沙的时候，800公里外贵州安顺的山沟沟里，一群穿着军装的工人，正在工地上忙活着，他们在建造一个航空工业基地，代号011，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
几年后，这个基地仿照苏联米格-19战斗机，研制出了歼-6甲战斗机，用于夜间作战任务。
在建造011基地的工程兵里，有一位27岁的年轻人，主要负责通讯技术的工作。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为中国人能穿上一条的确良的裤子，出一份力。
他的名字叫任正非。
2019年1月15日，正在风口浪尖被全世界瞩目的他，接受了很多外媒的联合采访，谈到了当年这桩往事。
01
1972年的一天，北京月坛南街38号，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的大楼里，来了不少人，手里拎着黑色的皮包，脸上洋溢着笑容。
他们都是国务院各个工业部的部长，今天聚到一起，是要商量一件大事情。
这年2月份的时候，尼克松访华，主席当天就接见了他。面对这个比自己整整小20岁的美帝头子，主席显得很谦虚，主动对过去的一些做法认了错：
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因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国际形势缓和了很多，意识形态的的斗争可以放一放了，是时候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了。
部长们这次来商讨的，就是准备从外国引进技术设备，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事情。
在这之前，中国人穿衣服主要是靠棉花，棉纺织业在工业中的地位很多，很多地方建立了纺织学院。比如现在东华大学的前身，就是上海纺织学院。
为了抓好棉花生产，总理每年都要召开全国的棉花工作会议，督促大家好好种棉花。在会上，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有的孩子光着屁股，没有棉裤穿。多生产一斤棉花，功德无量！
但是中国耕地有限，还要优先保证粮食生产，毕竟饿肚子比没衣服穿更严重。所以，顶多能有7000万亩到8000万亩的耕地用来种植棉花。
这样一来，一年的棉花产量最多能有4300万担，除去军用和工业用，留给老百姓的还是不多，人均一年消费棉布只有6米。在一个家庭里，往往是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
而任正非，对这一点更是感触很深。因为，他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妹妹。
他爷爷是浙江金华人，做的也是当地最有名的事情——烤火腿。但他爸爸喜欢读书，去北京上了大学，名叫任木生，字摩逊。意思是，任家不逊于任何人。
毕业后，任摩逊去国民党的一个军工厂里当会计。在抗战中，军工厂转移到贵州，他就在那里结婚定居下来，并于1944年生下了任正非。因为这段经历，在文革中免不了要挨批斗。
任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床上铺的是稻草，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盖。上大学前，任正非就没穿过衬衣，大夏天的也是一件厚厚的外衣。
主要是没钱买布做衣服，即使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因为还需要布票。1954年开始，国家实行棉布按计划供应，每年发多少布票，都有中央文件的规定。
与此同时，国家的重工业倒是发展得不错。1965年，因为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的油气资源实现了自给。到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
再说，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不用烧油。如今，中国每年光是汽车的耗油量，就需要3.3亿吨。
文革中，地方上闹武斗，煤炭工业陷入瘫痪，不少发电厂没法用煤发电，就临时改成了燃烧石油。这本身是很浪费的行为，但也不心疼，因为咱油多，不怕烧。
要是拿出一部分石油来生产化学纤维，那就是用得恰到好处了。比如100万吨的石油原料，生产出的化纤品，相当于2000万担的棉花，几乎占到棉花产量的一半。
所以，万事俱备，只欠西风——西方的技术设备。
恰恰那时候，西方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东西积压卖不出去，也需要打开中国这样的市场。这样，问题就好谈了。
1973年1月，计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文件，叫《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里面写着：
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在具体的方案中，计划引进26个技术项目，共需要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
总理还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
化纤，这项重中之重的工程，改变了任正非的一生。
02
买设备是要花钱的。为了集中资金搞四三方案，主席一拍板，取消了曙光号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
这个工程是1967年确立的。苏联和美国的宇宙飞船相继上了天。文革开始后，举国陷入了亢奋的狂欢，想来一个超越美苏的大跃进。
刘慈欣老师在《三体》中写的红岸基地，也是在六十年代这种背景下建立的，我们要比美国和苏联更快地寻找到外星人。
在曙光号计划中，中国预备第一次载人就要上5名宇航员，因为要超越两个大国，飞船就要建得比它们大，上的人越多，越证明咱们技术的先进性。
主席还讽刺美国说，发的第一颗卫星才几斤重，像是抛上去了一颗土豆。现在要上人，也不能只上一个，而应该上一排。
苏联和美国在做飞船上天实验时，一开始没有用人，苏联用的是小狗，美国是猴子。但中国的计划是不考虑用动物作实验，起步一定要高，第一步就上宇航员。
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了几件事。
1971年6月，苏联在发射飞船时，为了超过美国飞船载人的数量，在只能乘坐两名宇航员的舱内挤进了三个人。空间狭小，只好把航天服脱了。结果返回时出现事故，三名宇航员全部死亡。
三个月后，在中国这边，发生了林副统帅乘三叉戟坠毁的九一三事件。而宇航员的训练是空军管的，所以也受到牵连，没法继续推进。
既然现在要发展民用工业，那就干脆取消算了。用主席的话说：
宇航员这事要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在确立曙光号计划的1967年，任正非正好大学毕业。四年前，19岁的他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大学。
这所学校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新成立的，把四川地区其他院校中的土木和建筑系拆分出来，再合并成一个专门的大学。也是模仿苏联的教育模式，建立分门别类的学院。
按说毕业就要离校了，但因为文革爆发，高校工作停滞，67届学生要推迟到68年才分配工作。
此时，在贵州，任正非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批斗。任正非听了很着急，扒上一辆火车回家。他不敢直接在终点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来，再步行十几里，半夜摸黑到家。
父母见他回来，没说欢迎，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让他第二天一早赶快走。怕有人知道，受到牵连，影响他的前途。
临走时，父亲送他一句话：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这句话比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了十年。任正非回到重庆以后，光外语就自学了三门。
也多亏走了，第二年分配工作时，遇上新成立的基建工程兵需要人才，而他学的东西正好对口，就入伍当了兵。那个年代被冯裤子老师称作芳华时代，能穿上军装可是人人羡慕的事。
基建工程兵是一个新兵种，成立于1966年8月1日。因为文革造成地方混乱，调度困难，但是一些国家重点工程还得建设，所以就决定把一些施工队伍整编成部队，便于指挥。
他们其实就是穿着军装的施工队，主要担负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比如建造军用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等。总理给他们题了词：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
入伍后不久，任正非再次回到了家乡。因为，他老家的贵州安顺地区，被确立为011航空工程的所在地，而他所在的部队正好承担了这项工程的施工任务。
后来，外国怀疑华为与中国军方有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任正非的这段经历。
任正非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经常有意隐去自己的这段经历，只说自己工作的起点是四三方案。
03
四三方案包括2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其中有四套化纤厂。
在选址上的原则是，要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
比如辽宁省的辽阳市，纺织业很发达，有个辽阳纺织厂，前身是1923年日本在这里建立的满洲纺绩株式会社，而东北地区人口又多，就在这里设了个厂。
作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自然要由基建工程兵来施工。也就是这时候，任正非跟随部队，调去参建辽阳石油化纤厂，开始了他的东北故事。
辽阳石油化纤厂是四三方案里最大的项目，计划要建造21个生产车间，年产能达到8万吨乙烯、8.9万吨聚酯等，所以得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三个国家引进设备。
光是从法国引进的设备，价值就达到2.7亿美元，由两家公司提供：斯贝西姆（Speichim)和德西尼布（Technip）。
任正非这次向外国记者讲述时，把名字给记错了，说成了德布尼斯·斯贝西姆，把两个公司给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斯贝西姆公司是法国施耐德公司集团成员，主要业务是高分子合成原料和溶剂、石油化学产品、肥料、塑料和纺织品等。正好对口。
德西尼布也是法国的大公司，服务范围很广，包括可行性研究、浮动与固定式平台、上部设计与建造、项目管理与实施等，后来又进一步在中国开展业务。
1997年，德西尼布还与中国合资开了一家德希尼布天辰化学工程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天津。天津的好多公司都是天字头，比如天狮。
也是同一年，法国核燃料公司和斯贝西姆各出50%组建了一个新公司，叫Krebs-Speichim，翻译为克莱布斯-斯贝西姆。到了2000年，德西尼布又收购了克莱布斯-斯贝西姆50%股份。
中法两国从1964年建交后，关系不错，贸易量也不断增长。1972年，法国还邀请中国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博览会。
但是在支付方式上，两方产生了分歧。那时中国外汇筹备不多，没法一次性付清，只能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这就需要信贷担保。
中国希望用卖方信贷担保的方式，也就是由卖设备的法国公司向法国银行借钱作为垫付，中国再按期还钱给法国公司。但法国公司害怕有风险，想采用买方信贷，让中国公司直接去向法国银行借钱。
看起来都得还钱，中国为啥不放松立场呢？
因为，当时国内左的风气还很重，中国人把自力更生作为立国立家的最高境界，在对外贸易上贯彻的是主席的一句话——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假如采用卖方信贷，只不过是和法国公司发生联系，但是如果采用买方信贷，就是和法国的国家银行打交道，不就相当于欠了外债嘛。所以，双方一直谈不拢。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是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元首。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个有面子的事情。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各退一步，采用混合信贷的方式。第二年，辽阳化纤厂在太子河边，破土动工，开始建设。
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之内，没有一间房屋，任正非和战友们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幸好是七八月份，还不算太冷。
后来修建了一批土坯房，但是漏风漏水，既不抗冻，也不防风，到了冬天，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28度。对于南方人任正非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吃的也没有新鲜蔬菜，就是把白菜和萝卜放在混凝土池里腌了，就着高粱饭吃。可能是离朝鲜近，学的人家泡菜的做法。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东北大米，他们的主食是杂交高粱。这是1957年，一个叫周汉华的广东农民，把稻谷与高梁杂交的品种，提高了产量，林副统帅还给题了词，杂交高梁向阳红，在全国推广：
杂交高粱就像马和驴杂交生出骡子一样，杂种优势很强，它能适应各种自然条件，在旱涝、盐碱、风沙等低产区种植能增产，被称为庄稼的骡子盐碱地宝贝。
这么能适应恶劣环境的东西，肯定不会好吃。老百姓私底下管它叫枪砂。
在东北的日子里，任正非有了两点体会：
一是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二是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
但那段时间，他又过得很快乐。因为要搞懂这些现代化设备，他就可以在厂子里放心大胆地读书了。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其他地方可没这待遇，尤其是涉及到外国的事，可得小心了。
比如，1973年，中国派了个考察团去美国学习彩色显像管的生产，临走时，美国公司送了几只玻璃蜗牛的工艺品做礼物。江青知道后很生气，认为：
这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
这句话直接导致中国滞后五年才引进了彩电生产线。一句话，全国人民少看了5年彩电。
到了1975年底，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的行为，也被有些人批判为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在崇洋媚外。
因为这些政治问题，四三方案的施工进展受到影响，建建停停，绝大多数项目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完成。直到文革结束，才走上正轨。
但这些做法，为后来提出改革开放开了头。回顾这段历史，小平同志说：
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04
文革结束，四三方案在政治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遇到了技术难题。
1977年，在建造辽阳化纤厂时，需要一种检验设备的仪器，中国还没有。一个技术员曾在国外看见过，就给任正非讲了下大概是什么样子。
没想到，任正非竟然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给推导出来，制作成功了。这个仪器的名字叫空气压力天平，体积小，重量轻，操作很方便。
虽是一个小发明，但是在文革刚结束的中国，一点小动静就能带来极大的鼓舞，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文汇报》的标题是《我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这种仪表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制造。
因为基建工程兵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在这年底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五大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都到场参加。会议表彰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就有任正非。
之后，34岁的他又被选为解放军科技人员的代表，参加了1978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在6000名代表中，35岁以下的人只有150多人，占2.5%。
因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爆红的数学家陈景润，在这届大会上发了言，还跟小平握了手。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已86岁，身体有病，但他坚持坐着推车到了现场，还做了发言，名叫《科学的春天》，充满诗人的激情：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我们一定要打破常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可能是这次发言太有激情了，很多民间科学家都受到了鼓励。接下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收到了几十麻袋的投稿，都说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要跟陈景润一较高低。
这些投稿经过认真审查，最后都进了废品收购站。
辽阳化纤厂在1982年建造完成，1983年1月正式投产。因为化纤布料的大量生产，大家不再为买一条的确良裤子排长队了。
穿衣服问题算是解决了。按计划供应的布票也就没什么作用，反而限制了消费。商业部发了通告：1984年起，不再印发布票。通行了30年的布票，就此废止。
名气越来越大的任正非，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又被选为了军队的代表。此前，因为父亲的出身，他一直不是党员，为了能参加这个党代会，还临时让他入了党。
十二大算是个总结会，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接下来就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这届大会的口号仍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说法。
中国还处于转型的过程中。
任正非虽然出席了这届大会，但什么都没听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是个单纯技术观点的呆子。
但他的人生，和中国一样，此时也进入了转折时刻。
就是这一年，小平同志认为时代的主题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大的世界战争是打不起来了，以后要把主要精力用在经济建设上。
在十二大召开的同一个月，中央军委下发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其实就是大裁军。方案要求，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所驻省、自治区、直辖市。
也就是说，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被取消了。任正非要脱掉军装，转业到地方。当时，他的级别是技术副团，相当于中校，他一心想能拥有一副军衔再退伍。
自从1964年取消军衔制后，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衣服上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分不清是什么级别。这造成了指挥的混乱，也不利于鼓舞官兵的干劲。
改革开放后，要常与外国军队打交道，没有对等的身份上的识别，也不方便。比如，见面握手时，人家只能瞎估量，谁才是老大。所以，1982年，军委决定要恢复军衔制。
但多年来，军队的编制有很大问题，官兵比例不合理，军官人数太多又年龄老化，没法直接授衔。所以，军衔制只有在精简整编完成后才能实行。
结果，任正非就没有赶上趟，当了十几年兵，没带上军衔，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1983年，他转业到了深圳，被安排到一个国企上班。
直到1988年10月1日，军队才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
此时的任正非，人生也有了新的开始。就在前一年，他辞掉公职，准备下海单干。
当时，深圳要求注册公司最低也要有两万块钱的资本。他通过集资，弄到了两万一千块，成功注册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华为。
如今它一年的营业额，超过六千亿人民币。
05
三十年后，华为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市场遍及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服务。
从2015年起，华为已连续三年在电信运营商运营技术市场排名第一，占全球163亿美金市场销售收入的13%。
尤其是欧洲，成为华为最大的外国市场。在当年向辽阳化纤厂输出设备的法国，华为手机的份额占到了11.98%，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中国不再是那个连裤子都穿不上的国家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与世界的关系也调转过来。当年，中国从西方引进技术和设备，而现在，中国的设备进入西方市场，供他们引进。
历史的进程也似曾相似。当年，在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上， 国内有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而现在，当华为的5G技术进入一些国家时，也遭到了质疑。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任正非当年读书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又改回去了，跟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现在的重庆大学。苏联式的教育体制现在不吃香了，当年被调整拆散的很多学校，都重新合并。
对待来自国外的新兴事物，最终还是要看它是否解决了生存的根本问题，从吃饱饭、穿暖衣，到今天的智能时代里，有没有让生活变得更便利。
对世界先进科技的学习，贯穿了任正非的一生。1998年，华为与IBM合作IT策略与规划项目，也就是向人家学习管理，以实现世界级的企业转型。为了这个项目，光学费就花了20亿元。
他说，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很远，永远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就在前几天，1月15日，他又破天荒接受了外媒的采访，在回答问题时，说了这样的话：
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
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
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