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破四旧，今有反三俗。何为三俗？庸俗、媚俗、低俗。
就最近的情势看来，大刀终于要向低俗的头上砍去了。
鉴于国情，我总觉得似乎不应当从字面上去理解低俗，就正如我们不能将过去的批林批孔运动简单地理解为对孔子的批判一样。
所以，我不妨在这里揣摩揣摩何为低俗。
一
可能指的是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之类的玩意儿吧。如果低俗指的就是持这样的态度的人或此类的电视节目，那么，抵制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这就像抵制人们说假话一样，你一抵制，人们于是都说：我再也不说假话了。看起来大获成功，而其实你听到的还是一句假话。
再则，何种情况下，低俗才叫做被抵制了呢？尤其当执行抵制庸俗现象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俗人的时候，他们将以什么为低俗而加以抵制呢？
你怎么知道在他们的心目中，秋雨含泪与兆山羡鬼不是一种高雅呢？
其实，雅俗的尺度，是很难掌握的。你看，明明是嫖娼，给这事儿套上一个信陵君醇酒妇人或东山携妓的典故，就一下子雅了起来，一点也不俗了，古人都是这么玩的。
二
可能是电视剧新版《红楼梦》林黛玉的裸死之类的玩意吧。既然我们今天的人们已经欣赏不了林黛玉的气质辞章之美，则林黛玉的裸体便成了赚取收视率的噱头。
因此上，抵制低俗就是抵制电视台的收视率，也就是抵制利润。就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强势话语下，抵制利润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三
还有可能就是各类黄段子红段子黑段子内涵段子了。其实这样的低俗从古以来不乏，只是从古以来的统治者皆不屑去抵制它。
因为在古代的统治阶级看来，它已经很低了，不值得抵制。一抵制，倒显得这些乡野草民的乐子对高高在上的官僚士大夫们的威仪棣棣构成了威胁似的。
然而今天，却需要去抵制了。
仿佛草民们的低俗已翻然成了官场上的一种高雅、从而威胁到了官场的体面。真是令人尴尬。
众所周知，我是个湿人，对黄段子当然是没那么有兴致，但对黄段子没那么有兴致，并不代表对黄段子的整改不感兴趣。
曾国藩肯定对妓院不感兴趣，人家每日三省，对女人多看了两眼，还要自我检讨一番。但这不等于曾国藩对妓院被禁不感兴趣。
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后，他立即着手恢复昔日金陵的秦淮风光。部下不解，曾国藩解释道：世上像我们这样追求功业的人不多，大部分人要求的是生活上的快乐，红灯区会带来商业繁荣，使社会稳定。
曾公到底是儒学通透之人，这是古人的治国智慧。
君子以德自律，草民按法约束，《礼记》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当然君子还是要守法的，但守礼敬德，却主要是君子的事。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君子那是强制的，对草民则可有可无。原因无它，古代的礼，是奢侈品，草民消费不起。
华夏文化是礼仪文化，主要是针对有钱有闲功夫显摆礼仪的劳心者。劳力者守法就行了，官家对他们没那么多规矩，没那么多道德要求。
当然，现在是新时代了，劳动不分贵贱，但我想道理还是一样的：
社会的道德就如同一条河流，只有让它自由流动，发挥它强大的自净能力，才是最终实现净化的可行之道。如果河边的人一边围堵河流，一边大规模的抽水换水，如此寄希望河流变得洁净，费力不说，还不讨好。
其实，从2005年超女带出低俗话题以来，国家就展开过反低俗的行动。但是我们看到，依国家标准被判定为低俗的文化娱乐产品始终存在，而每一次反低俗行动都会引起民间一片低俗的嘘声。
人们在质疑反低俗之时，最常发出的疑问就是，国家判定低俗的标准是什么？这个疑问的含义是，国家判定低俗的标准与大众标准不尽相同。
这正是低俗屡反不绝的根源。
所以，若要真正地维护民众的道德标准，将反低俗的行动深入民心地执行下去；若要将大众认为低俗的事物清除掉，将大众喜爱并需要的事物留下来，首先要明白大众对低俗的标准。
要了解大众标准，其实并不困难，很简单。就是要尊重大众的行为选择。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自然有它的群众基础，下载量很高的APP，更是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用户。
就像周恩来在1961年就说过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曾经有个新闻说，一个世界著名的成人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和以三版女郎和趣味低俗著称甚至自我标榜的英国小报《太阳报》，获准在奥运会期间在北京出售。
但奥运会一结束，这些报刊重新被禁。
这种做法其实可以理解为，因为国际友人需要阅读这些报纸杂志，而中国显然没有权力去拯救外国人的堕落，只能承认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阅读趣味，有能力为自己负责。
但让人感到难堪的是，这一个开放再禁止的过程，就赤裸裸地呈现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境遇，还有中国低俗的国家标准不仅与大众标准低很多，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我们承认出版《花花公子》的美国和出版《太阳报》的英国并不比中国社会更加道德堕落，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类似的出版物不会让中国社会更低俗。
中国人与外国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一样对自己有要求，明白自己要选择什么，有能力为自己负责——只要国家法律允许我们为自己负责。
